2018年度（第29届）全国靠前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初评结果日前揭晓，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等20个项目入围2018年度全国靠前考古新发现终评，终评结果将于3月底揭晓。

根据投票结果，入围2018年度全国靠前考古新发现终评的20个项目（以时代早晚为序）包括：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内蒙古福路塔秦文化墓地、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市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及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据了解，2018年度全国靠前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于2018年11月底启动，截至2019年1月15日，共收到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的34项参评项目作为初评候选项目。这些项目均属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调查等项目。

20个项目名单及介绍：

1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地处北江支流滃江中游。该遗址发现于1959年，包括黄门岩1号至4号洞、朱屋岩、吊珠岩及仙佛岩等多处洞穴地点，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典型洞穴遗址。

为全面了解遗址内涵、建立可靠的地层序列与年代框架，促进华南—东南亚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诸学术课题的深入探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至2018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英德青塘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区选择在黄门岩1号至4号洞四处洞穴地点，发掘面积总计54平米，并对周边其他石灰岩洞穴开展系统调查。

本项目工作之初就设计了明确的课题目标与技术路线，在常规田野考古发掘外，还引入年代学、古人类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土壤微形态、残留物分析、石料产地分析及数字三维重建等多学科理念与技术手段，全面提取、分析遗址内各类信息，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通过考古发掘，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个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动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约2.5万至1万年完整的地层与文化序列。

经初步研究，青塘遗址文化遗存从早至晚可分四期，各期的文化面貌具有明显阶段性差异，显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文化演变的过程。通过环境考古工作复原了自MIS2阶段以来至全新世初期详实的气候环境演变过程，青塘遗址从早至晚的气候环境变迁，与遗址的遗存分期及其所反映的工具技术、人类适应行为以及文化的变化较为吻合，清楚地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新旧过渡阶段人类适应策略、史前文化演进路径之间的耦合关系。

黄门岩1号洞地点发现墓葬一座，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化石一具，其葬式为蹲踞葬，年代距今约13500年。除头骨与左侧部分缺失较为严重外，右侧上下肢骨、脊椎与骨盆等保存情况较好。人骨下方垫有石块，人骨旁发现骨针1枚，可能为随葬品。该墓葬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也是广东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

黄门岩2号洞地点还发现距今2万余年、华南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⑤层出土距今1.7万年的早期陶器，为广东年代最早的陶器，填补了本地区的空白，而三个不同层位发现早期陶器则反映出早期陶器生产工艺的发展过程。青塘遗址发现的早期陶器证明华南地区尤其南岭南北两侧距今2万—1万年大范围出现早期陶器。

遗址内出土各类石制品3000余件，包括打制石器、石锤、使用砾石、石片、断块、碎屑、石料及少量穿孔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单面硬锤加工的各类陡刃砾石石器，石器原料主要是利用周边的河滩砾石，无论是单边刃、多边刃还是盘状刃，其形态与加工技术运用都具有定型化生产的特点。

青塘遗址出土动物种属以鹿为最大宗，包括水鹿、斑鹿及麂子等，此外还有食肉类、鸟类及啮齿类动物。除陆生动物外，螺蚌、龟鳖、鱼等水生动物发现数量亦较多。除少量保存情况相对较好的动物下颌骨、牙齿及角外，出土动物遗存多为动物骨骼残片，部分文化层出土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发现大量长度在3厘米以下骨骼碎片。此外，还发现有植物果核，部分石制品检测到禾本科淀粉粒。

青塘遗址的特殊性更在于其作为洞穴地点群，展现了华南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聚落形态特征，不同时期的栖居方式表现出阶段性特点，不同洞穴地点之间有显著的功能差别，单个地点（中心营地）内部又存在空间的功能区分。黄门岩2号洞地点无论从居住面积还是出土遗物，皆不同于其他地点，其在第二期开始作为人群集中居住的中心营地，文化遗物的类型与数量说明居住的人群规模和活动频繁程度远高于其他地点；黄门岩1号洞地点发现有墓葬与火塘等遗迹，但出土遗物数量极少，说明其应是比较特殊的功能地点。

定型化石器生产技术不断成熟，骨角器、穿孔蚌器、陶器、穿孔石器及局部磨光石器等新型工具门类不断涌现，有意识的丧葬行为则暗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仪式的产生以及社会复杂程度，还有遗址所展现的该阶段原始人群聚落形态，这些文物资料全面地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发展的新阶段及社会复杂程度，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华南是研究现代人起源和农业起源非常关键的区域，青塘遗址的考古发现作为华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对于东亚、东南亚史前人类与文化发展的认识和探讨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靠前，青塘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为华南—东南亚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尺，并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过程的耦合关系；

第二，青塘遗址墓葬与人化石的发现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体质演化与人群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第三，青塘遗址为研究华南新旧石器过渡阶段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发展、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区域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材料；

最后，青塘遗址考古成果也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进展，为深入探讨旧**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前沿课题提供 了新契机。

2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城河城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的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该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06年，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复查。2012年11月，为开展长江中游地区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特征和社会结构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17年12月，进行了五次发掘和系统钻探，对城内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乃至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揭露。这些工作表明，该遗址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通过区域系统调查，我们对周边聚落形态也有了全面了解。

2017年11月，联合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地点进行勘探，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遂于2018年3月开始系统发掘。目前，已对其中的112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取得重要收获。总体来看，这批墓葬有如下特征。

首先，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并有引人注目的特征。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偏洞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发现率和保存完整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木板棺的长方形边框，也有独木棺痕迹，有的直径达1.5米。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类型丰富的独木棺痕迹的发现，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质支撑。此外，根据多个墓葬案例，确认同穴多“室”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见少量的屈肢葬和二次葬。

其次，随葬品丰富。几乎所有墓葬都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六十余件。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居多，主要器型包括细颈壶、豆、罐、罐形鼎、壶形鼎、直壁圈足杯、盂形器、器盖、盆、瓮、缸等，部分器类组合为首次发现。除陶器外，亦有玉钺、石钺、象牙器、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遗存。

第三，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在发掘区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象牙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在大、中型墓葬填土中，发现随葬瓮、罐、夹砂红陶缸的现象。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甚至发现几座小墓共用一个器物坑的现象。

已发掘的M202、M155和M112开口面积分别为17.3、14和22.4平方米，是全国范围内迄今发现的同时期面积较大的史前墓葬。M202是一座同穴双“室”合葬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开口长4.38米，宽3.95米，墓底距墓口2.5米。东、北侧有生土二层台。墓壁规整，局部保存明显的工具痕迹。墓底有两个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中间以宽0.5米，高0.8米的生土梁相隔。生土梁顶部距墓口深1.7米。东、西两墓室均发现直壁弧底独木棺，棺内外均随葬六十余件磨光黑陶，同时在棺外发现漆盘、竹编器物等。墓葬填土随葬瓮、罐、缸等数件大型带盖容器。根据发掘时预留的填土堆积剖面观察，这些器物一般位于不同层填土的“界面”，应是伴随填土的逐层倾倒先后分别放置的。M155亦为南北向同穴双室墓，墓圹长4.68、宽3.2米，中间留有生土隔梁，将墓葬分为东、西两室。独木棺保存完整、结构清晰，东室棺内、外随葬漆器和大量磨光黑陶，并在墓主右股骨附近发现玉钺及红色漆柄痕迹。钺长25、刃宽13厘米，柄痕长度为60厘米。

M112为同穴三室墓，位于墓地中部，东西长5.95米，南北宽4.1米。距开口深125厘米处发现三座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亦以生土梁隔开。墓室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状。中墓室较大，南北长2.9米，宽1.6米。东西两侧墓室面积明显较小。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痕迹清晰。中墓室独木棺粗大，直径达1.5米，棺内可见石钺、象牙器、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棺外随葬暗红色大漆盘，棺木体量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明显大于两侧墓室。结合填土中，中墓室上方集中填埋大量带盖容器的现象，似乎可以认为中墓室墓主的身份高于两侧墓室。

上述大型墓葬分别位于中部、西南、西北、东北四个位置。在每座或每两座大型墓葬周围，则分别分布数量不等的中型、次中型、小型墓葬，表现出明确的布局。

发掘工作秉承多学科合作的思路，系统采集各类样品进行检测和分析，为全面研究当时的葬仪、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提供支持。同时，注意收集墓葬填土、葬具的堆积倒塌信息，为理解和分析墓葬的营建系络提供证据。

屈家岭文化占据江汉丘陵地带，自身社会发展独具特色，在史前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的大范围系统调查，从区域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文化城址林立、社会蓬勃发展的态势。相关研究也显示，距今五千年前后，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引发的大范围动荡整合中，发生了强劲的屈家岭文化北进河洛，西入关中的扩张。但因资料所限，我们难以获得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城河城址的数次发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城河遗址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与同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程度。

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的新认识，也让我们对也为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进提供了新的基点。本次发掘墓葬中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区的深入交流。由此可见，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河墓地的发现是屈家岭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弥补了江汉之间这一重要地区文明演进历程探索的薄弱环节，并将有力推动我们对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入认识。

3 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

一、地理位置与工作概况

中初鸣遗址位于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中初鸣组。这一区域距离良渚遗址群18公里，毗邻今天的苕溪和京杭大运河，面向广袤的太湖平原。

据民国（1932）《德清县新志》卷二记载：“中初鸣、下初鸣、桑育、高桥，地中时掘有杂角古玉及圈环步坠等物，质坚，色多红黄，时人谓之西土汉玉，佳者极珍贵。”

2000年当地砖瓦厂取土时发现玉料，但未见明显的良渚文化地层，因此未引起足够重视。2017年当地***为建设通航智造小镇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进行了初步调查，采集到少量玉料、石器和陶片，判定是一处玉器加工作坊。

文物部门早年就注意到中初鸣遗址及南部的杨墩遗址区域存在大规模的制玉遗存。上世纪90年代，盗掘和开挖鱼塘对遗址造成了极大破坏。因中初鸣遗址的特殊性质，对玉料来源、产品流通的研究的重大意义，因此将中初鸣遗址的工作纳入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

为了进一步明确遗址范围、年代及性质等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于2018年4月～12月对其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区主要位于遗址西北部，共布5×10米探方23个，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

二、调查、勘探与试掘

首先对中初鸣遗址及周围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调查范围北至吴家桥，东至运河路，南至木鱼桥，西至车袋湾，并重点对中初鸣、田板埭进行了勘探。良渚文化堆积主要集中于中初鸣、田板埭，勘探确定中初鸣遗址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土台4处、古河道2处；田板埭遗址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土台1处，古河道3处。现遗址范围内地表多为建筑垃圾，部分区域为桑树地、枇杷地。

为进一步确定中初鸣遗址范围内土台分布情况，在遗址西南部布探沟3条，确认南北相对的土台2处，北部土台揭露部分南北约23米，东西约17米，西部未完全揭露，东部被池塘破坏；南部土台揭露部分南北约10米，东西约22米，西部未完全揭露，东部被池塘破坏。在土台边的废弃堆积内发现较多陶片，以泥质灰陶、夹砂红陶为主，可辨器形有鱼鳍形鼎足、平底罐、圈足盘等，另出土石锛、玉料等若干，年代为良渚文化晚期。

在遗址东南部布探沟2条，确认土台1处，揭露部分南北约20米，东西约19米，东部未完全揭露，西部被晚期堆积破坏。仅在土台西部发现少量良渚文化陶片。

三、良渚文化遗存

（一）遗迹

在遗址西南部发掘区内发现和清理良渚文化土台1处、墓葬4座，灰坑15个，灰沟4条，井3个。

1.土台

台Ⅰ位于发掘区西部，位于ⅠT0201西北部、T0301、T0401、T0501西部、T0601西南部、ⅣT0201、ⅣT0203、ⅣT0301、ⅣT0303、ⅣT0401、ⅣT0403、ⅣT0501、ⅣT0503、ⅣT0601南部、ⅣT0603南部。台Ⅰ叠压于⑥B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形状为长方形，西部未揭露到边，东西长约23.5米，南北宽约20米，现土台面海拔标高约2.4米，残存深度约40-120厘米。土台顶部发现墓葬4座、红烧土堆积1处、灰坑1个。

2.墓葬

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座，均位于台Ⅰ顶部偏东位置，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2破坏严重，仅残存墓葬北部；M4被S1打破，仅残存墓葬南部。

M1位于ⅣT0301东北部。叠压于⑥B层下，打破M2。方向为180°。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南北长207，东西宽64-71，深6厘米。填土为红褐色，夹灰白色土，土质较疏松。未见葬具痕迹，未发现人骨，根据出土随葬品推测头向朝南。M1墓坑甚浅，说明土台被晚期破坏严重。

出土随葬品13件，其中玉器10件，分别为镯1件，锥形器5件，半圆形饰1件，管2件，玉料1件；陶器3件，分别为罐、圈足盘、鼎，陶器保存较差。

3.灰坑

H3，位于ⅠT0501北部。叠压于⑦层下，被H4打破，打破生土。揭露部分为半椭圆形，弧壁下收变直，坑口直径为700厘米，深180厘米。H3可分为2层，①层填土为褐色，土质疏松，②层填土为灰黑色，土质疏松。出土较多陶片，以泥质灰陶、夹砂红陶为主，可辨器形有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豆、罐、圈足盘、鬶等，另出土石锛、石凿、磨石等石器，玉料、玉锥形器、玉坠等玉器半成品。H3②层清理了11根带加工痕迹的木桩。H3上部为弧壁，下部为直壁，可能原是井，废弃后作为垃圾坑使用。

4.灰沟

G4位于台Ⅰ北部，位于ⅠT0601、ⅣT0601、ⅣT0701、ⅣT0603南部、ⅣT0703南部。揭露部分为长条状，向西、向东延伸，弧壁，底部凹凸不平。出土大量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可辨器形有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豆、罐、圈足盘、器盖等，另出土玉锥形器、玉坠、玉管等玉器50余件，玉料400余件，磨石、石锛、石镞等65件。G4应为良渚文化晚期的垃圾沟。

（二）遗物

遗物主要出于地层中，有陶器、石器，以及玉料、半成品、玉器残件、完整器等标本共2000余件，其中玉料1600余件，玉器半成品、成品、残件约200件，石器200余件（其中燧石、磨石50余件）。在发掘中为防止遗漏细小遗存，对⑧层及良渚文化遗迹内土样全部进行淘洗，获得一批包括玉、石器、动植物遗存在内的重要遗物。

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红陶为主，多为素面陶，有少量弦纹等，主要器类有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豆、圈足盘、罐、鬶、缸、器盖等；石器有镞、锛、钺、凿、磨石、燧石等；玉器包括带加工痕迹的玉料及锥形器、管、坠、隧孔珠等半成品。

四、初步认识

遗址出土陶器器形有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豆、圈足盘、罐、鬶、缸、器盖等，均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形。所出T字形鼎足、鬶显示其年代为良渚文化晚期。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玉料，玉料保存较差，白化、孔蚀现象严重，但仍可见线切割、片切割痕迹，部分已切割成玉锥形器的雏形。另外出土了大量玉器半成品，器形主要有锥形器、管、坠、隧孔珠等，还出土了燧石钻头、磨石等加工工具。从良渚塘山（金村段）及良渚古城钟家港古河道的发掘看，燧石是良渚时期琢玉雕刻的主要石材，进一步证明中初鸣遗址是一处玉器加工场所。

中初鸣遗址与其西南1公里的杨墩遗址均为良渚文化晚期的玉器加工作坊，在两者中间的田板埭遗址也采集了玉料，该区域存在由多个加工作坊组成的玉器加工作坊群。

德清中初鸣和杨墩玉器加工作坊群，面积大，年代明确，虽然产品原料、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以玉锥形器、管等小件玉器为主，但生产规模大，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器加工作坊群遗址，对这一时期生产经济模式的研究，以及玉料来源、产品流通的人群和社会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五、工作计划

中初鸣已发现的遗迹单元有土台、灰沟、灰坑和墓葬等，数量虽然不多，但种类比较丰富。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确认遗址内土台的数量、规模，及墓葬、居址分布情况，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同时开展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相关研究。

中初鸣遗址出土的玉器半成品、成品均为玉锥形器、玉管、玉坠等，计划通过成分分析等方式与良渚遗址群、临平遗址群、海宁、嘉兴等地区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内出土的同类器形进行比较，进一步讨论良渚文化时期的玉料来源、玉器流通、经济模式。

随着长江下游国家大课题的开展，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的调查重点将以雷甸为中心，覆盖200余平方公里。随着调查的开展，该区域的面貌及其与良渚古城的关系将会越来越清晰。

4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一 遗址及工作背景

芦山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双田村芦山峁自然村北。1981年2月，芦山峁村民向当时的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送交了9件玉器。随后，当地文化部门对遗址进行了数次调查，又征集到玉器19件，还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白灰居住面、灰坑、石刀、石斧、陶片等。以上28件玉器都是1965～1967年前后在芦山峁村的脑畔山 、马家坬等靠近山顶的地点出土的遗物。1992年，芦山峁遗址被省***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24万平方米。1998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刊布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信息，芦山峁遗址的分布面积为60万平方米。

200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环境与生业”课题带动下，陕晋蒙交汇地带的河套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城址，其中以神木石峁遗址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这些重要发现表明，河套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进入了早期国家起源阶段，从而引起国家和学界的高度关注，陕北也成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要地区。在此背景下，横亘在河套与关中的延安地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区域。

在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以及“考古中国”系列研究项目中，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长江中上游文明进程、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四个项目被确定为推进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点课题。芦山峁遗址被选定为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研究项目的核心聚落，从而启动了延安地区沉寂已久的新石器时**古工作和相关研究。

二 对遗址布局的初步认识

2014年开始的调查勘探成果表明，芦山峁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东至碾庄沟，西至延河，北至芦草沟，南至二郎庙。遗址以延河与碾庄沟之间的南北向分水岭——“大山梁”为核心区，大山梁与两侧的横向山梁构成“王”字型地形轮廓。

勘探确认，在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钻探确认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台基，由北向南依次为寨子峁、小营盘梁、二营盘梁、大营盘梁。每座台基之上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相当于四座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夯土台城和高等级院落遗址。

大山梁两侧山坡上遗迹横向支系山梁上，勘探发现的遗迹有白灰地面房址、灰坑、墓葬等，超过300处。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多处山坡发现的房址内有小型墓葬，而有些盗洞内人骨和陶片已经暴露，很有可能是一种“房屋葬”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后来的试掘中得到了验证。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芦山峁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聚落形态。

营盘梁院落北门外祭祀坑出土大玉刀.JPG

三 发掘工作的主要收获

2016年～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组成芦山峁考古队，对核心区最大的人工台基“大营盘梁”顶部开展发掘工作。

发掘确认，大营盘梁人工台基及其顶部建筑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与甘泉史家湾、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年代相当，陶器以单耳斝、双耳斝、圜底翁、直壁缸等为代表，流行**点纹、横篮纹、绳纹、附加堆纹等。该组建筑沿用至龙山时代晚期，此阶段的陶器以单把鬲、双耳罐、粗麻点纹等要素为代表，文化面貌与客省庄文化接近。

大营盘梁人工台基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100米，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人工垫土夯筑而成的夯土大台基，边缘地带垫土厚度大于10米，中心稍薄。台基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三座院落均有夯土围墙，墙体残高10～60厘米，墙体顶部宽度150～200厘米，有些区域墙体遗迹被水土流失或平整土地等原因而残缺。目前，大营盘梁的一号院落的布局基本清晰，为四合院式两进院落；院落大体坐北朝南，东西两侧院墙内侧规整地分布着厢房，门向均朝向院落中心。院落中部偏北分布着三座主建筑，坐北朝南，单个建筑面积均超过200平方米。主建筑将院落分隔为前院和***。前院中心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连接南门巷道和主殿，是该院落的中心大道。在中心大道的两侧是低洼地，用于前院集水、排水。

一号院落南围墙外的巷道对称分布着两座独立的小型院落（正在发掘中），编号为大营盘梁二号和三号院落，每座小型院落的面积大约为700平方米，应该是负责警备安全的门塾区。每个小院落内分布着多座夯土房址，房屋的建筑面积约60～90平方米，门向或南或西，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安全值守方向。

大营盘梁最南端是一片小型广场，有来自院落围墙外侧的“环城路”通向山体前方的垭口，是营盘梁宫殿院落通向遗址南部马家坬等地带的主通道。环城路以外3～5米即为夯土台基的边缘断。该台基呈多级梯田状，立体形态酷似南美金字塔。大营盘梁台基北侧边缘的人工夯土断崖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山顶平台，这里很可能是宫殿区外围的北广场及其相关礼制性设施，勘探资料显示，这里似乎存在着贵族墓地的遗迹，亟待进一步发掘验证。

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在大型房址附近的堆积中，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筒瓦与槽型板瓦，个体超过100件。在门廊外侧的墙体侧面，发现有脱落的白灰墙皮残块，墙皮上绘制有黑红色彩相间的壁画，这一现象与陕北石峁、后寨子峁等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类似。

四 学术价值初步认识

结合考古地层学和出土器物分析，遗址核心区的大型人工夯土台基及院落式建筑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沿用至龙山时代晚期，可以分为三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龙山早期、龙山晚期。靠前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延安甘泉县史家湾、襄汾陶寺遗址接近，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区域类型。第二、三期以客省庄文化因素为主体，兼有晋中杏花村四期文化的特征，如侧装双鋬?是杏花村四期文化的典型因素。

大营盘梁集中发现大量筒瓦和槽型板瓦，将中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距今约4500年。同时或略晚，神木石峁、灵台桥村、宝鸡桥镇、襄汾陶寺等地也发现了瓦。可见，秦岭、阴山、太行山及六盘山之间的区域是瓦最早的起源地。瓦的出现是建筑材料的巨大进步，瓦也往往最早使用在核心聚落的重要建筑之上，这些现象值得关注。

芦山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一般出土于台基、房屋墙体、房屋基址、墓葬、奠基坑等遗迹内，且多为礼器，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至龙山时代，这一地区与河套及其周边地区普遍流行以玉为礼的现象，背后必然隐藏着精神思想层面的价值认同。

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流行的都邑遗址，其宫殿或宗庙建筑布局与均芦山峁的大营盘梁宫殿院落布局十分接近，如二里头、殷墟及周原凤雏宫殿遗址，呈现为较严整的四合院式格局。虽然相隔千年，但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承袭关系。芦山峁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基及其之上构建的规整院落，似可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宫殿雏形，这对于研究中国聚落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是探索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载体。

5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条山及周边区域铜矿开采、冶炼和利用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一直缺乏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数次派人赴垣曲境内的铜矿山调查，在同善、篦子沟、铜矿峪等地发现了多处采、冶铜遗址，但大多年代较晚。本世纪初，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开展考古调查，在运城盆地东北部山前地带发现了多处先秦冶铜遗址，西吴壁遗址就是其中规模较大，内涵丰富的一处。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二 级阶地上，南距中条山仅数公里；遗址东、南、西侧均被冲沟环绕，东、南冲沟内曾有泉水，向南流向涑水河。西吴壁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汉、宋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最为丰富。

2013~2017年，我们曾5次勘察西吴壁遗址，以2017年春、秋两季的工作最为细致。勘察工作包括：细致踏查西吴壁遗址，采集遗物；利用遗址断坎较多的特点，仔细刮剖面，深入了解各时期遗存分布范围及性质；利用无人机对遗址进行三维建模，生成遗址高精度正射影像图，对遗址进行整体分析。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对西吴壁遗址的性质、各时期遗存分布范围，以及二里头、二里冈期聚落结构有了初步了解。勘察所得数据，均导入ArcGIS系统，形成数据库，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数据保障。

2018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前期工作。具体工作包括分析前期勘察数据，并选取重点区域进行小规模钻探。在此基础上，联合考古队于春、秋两季选点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达1100平方米，旨在构建西吴壁遗址考古学年代序列，深入了解早期冶铜遗存。通过发掘，获得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宋等时期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最为丰富。下文重点介绍这两个时期的遗存。

二里头、二里冈时期遗迹包括灰坑、灰沟、房址、木炭窑、冶铜炉残迹等。

房址数量不多，其中一些形制特殊。如一处二里头早期地穴式房址，开口线为圆角长方形，呈东——西走向，壁近直。近东壁处有窖穴；近底部有很多冶铜炉渣和烧土堆积。另一处二里冈期房址分里外间，里间呈圆角长方形，带有多个经火灼烧的壁龛，有一窄通道与外间相连；外间被多个遗迹打破，残存部分略呈半圆形，底较平，附近遗迹多见炉渣等冶铜遗存。这两处房址可能都与冶铜及相关活动有关。

灰坑按形制可分为袋形坑、长方形（或方形）直壁坑、椭圆形坑、圆形锅底坑及不规则形坑等。袋形坑口小底大，底较平，多为窖穴，废弃后成为垃圾坑；长方形（或方形）直壁坑数量较多，坑壁、底常残存木炭，或为干燥坑。另有一些长方形坑带有壁龛，形制特殊。个别椭圆形坑体量较大，其内包含集中堆放的矿石、炉渣、木炭等与冶金相关的遗物。许多坑内常见炉渣、残炉壁等，当与冶铜活动密切相关。

木炭窑目前仅见一处。残存部分略呈圆形，壁近直，内壁经高温灼成青烧土，未见一般陶窑的窑畀、火塘等，推测为烧制木炭所用。

发现一处二里冈期冶铜炉残迹，其北靠生土，残损甚重。据残存部分推测其本应为近圆形竖炉，口径小于1米。残迹下为黄褐色垫土，较致密，夹杂大量红烧土块，叠压于灰土之上。“炉体”内壁粗糙，无明显烧结面，说明炉壁、底均已残失。炉内堆积为灰色和灰黑色土，包含物有炉壁残块、红烧土颗粒，另有少量陶片。“炉体”南侧出土较多炉渣、炉壁、铜矿石等冶铜遗物。“炉体”北侧存在大面积踩踏活动面，向北延伸十余米，串联多个二里冈期遗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遗物包括陶、铜、石、骨器，以及大量冶铜炼渣、炉壁（或坩埚壁）、铜矿石、木炭等。

陶器按时代可分二里头、二里冈等时期。二里头期陶片多为灰陶，另有少量黑陶，纹饰以绳纹为大宗，另有蓝纹、附加堆纹、旋纹等，器形包括深腹罐、小口矮领鼓肩罐、单耳罐、捏口罐、鬲、盆、敛口斝、鼎、蛋形瓮、敛口瓮、器盖等。整体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较为一致，时代涵盖二里头二、三、四期；二里冈期陶片以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绳纹，另有旋纹、附加堆纹、同心圆纹、兽面纹、云雷纹等，可辨器形有鬲、甗、豆、盆、大口尊、蛋形瓮、矮领鼓肩瓮、坩埚等。时代包括二里冈下、上层两个阶段。

石器包括石刀、锤、杵、砧等。使用痕迹均较明显，一些石器，如石锤、杵、砧等，明显沾染铜锈，且与铜矿石、炉渣等物一起出土，当与冶炼铜矿密切相关。此外还见一件二里冈期磨制石磬。

出土大量兽骨，其中一些经加工成为骨器、卜骨等。骨器包括骨针、骨笄、骨圭等；卜骨多为肩胛骨加工而成，均为圆钻。

大多数二里头、二里冈期遗迹出土冶金遗物，如冶铜炼渣（炉渣）、炉壁（或坩埚壁）、矿石等。目前二里头、二里冈两个时期所见冶金遗物数量基本相当。几类冶金遗物中，以炉渣数量最多，炉壁和矿石及其他遗物稍次之。另发现多件残石范，形制均较简单，用于铸造小型工具。

成熟的青铜器产业格局包括采矿、冶铜、铸造三个环节。闻喜千斤耙等遗址的考古工作表明，不晚于二里头时期，中条山腹地铜矿便得到开采，二里冈时期规模有所扩大。所采铜矿少量在矿山冶炼，其余去向不明。作为已知中国内地最早、规模最大的冶铜遗址之一，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资料。夏商时期先民在采取铜矿后，运至交通便利、自然环境更好、便于生产和生活的西吴壁等遗址冶炼成铜锭，再送至都邑性聚落进行铸造。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冶铜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早期青铜器产业链的空白。

夏商时期炼炉残迹、铜炼渣（炉渣）、炉壁（坩埚壁）、矿石、石范、石锤、石杵、石砧等大量冶铜遗存的发现，表明西吴壁遗址是中原地区时代最早、规模较大的冶铜遗址之一，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史籍鲜见对专门冶铜遗址生产、生活方式的记载。细致的发掘工作让我们找到了与冶铜炉残迹相关的活动面，以及与活动面相连的其他遗迹，为研究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等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石磬、卜骨、兽骨及其他遗存，为研究冶铜相关礼仪，以及冶铜手工业者食物结构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祀或是戎，都需依托铜这样的战略资源。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夏商王朝都城变迁与追逐资源密切相关。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工作，为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6 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遗址地理环境概况

呼斯塔是蒙语音译，意为“有桦树的地方”。这片草原位于温泉县东北约40公里的阿拉套山脚下，草原北侧阿拉套山的雪水化而为两条大河：伊克呼斯塔河在东、巴克呼斯塔河在西，加上无处不在的季节性冲沟、数不清的泉眼，共同滋润着这片广袤的草场。

呼斯塔遗址是博尔塔拉河流域众多的青铜时**古学文化遗址中的一处。这片开阔的河谷地带地处欧亚草原中部，连接着中亚地区与中国内地，是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西侧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中心区：大部分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七河流域；东北则是位于俄罗斯境内的著名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这个盆地孕育了阿凡那谢沃、奥库涅夫、卡拉苏克等古代文化，这些文化与中国境内的多支考古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呼斯塔遗址介绍

呼斯塔遗址由从北至南的三部分组成：北侧阿拉套山前一座叫做黑山头的120米高的山顶上有一处平面呈不规则“品”字形的居址；南侧距黑山头直线距离4公里的一座叫做小呼斯塔的高60米的山顶上有一座长方形的居址，山坡接近山顶的位置还分布有一条长约百余米的石墙围护着山顶的居址。小呼斯塔山西侧的哈如鲁山顶上还有一处墓地，其中的一座接近正方形的石板墓边长9米。南北两侧山顶居址拱卫下的阿拉套山冲积扇就是呼斯塔遗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分布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构居址。

三、呼斯塔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呼斯塔遗址2017年的发掘，就在黑山头和冲积扇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冲积扇部分的发掘围绕着一处居址组合进行。这处居址组合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前室、西侧室、院落、院墙组成，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余平方米，这是目前已知的西天山北麓青铜时代早期面积最大的建筑组合。居址墙体由内外两道砌石中间夹土石混合物构成，居址墙体内立面保存高度0.8米、院墙外立面保存高度1.3米。在主体建筑西南角，还发现了一座祭祀坑，出土了人骨、陶器、铜器等遗物，其中角柄青铜短剑和角柄青铜锥保存完整、做工精良，锥柄表面还装饰了细密规整的刻划网格文，是目前亚欧草原地区最为完整的角柄青铜武器，弥足珍贵。复杂的结构、惊人的规模、精美的出土遗物，对认识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大型建筑北侧，分布着一道由西墙、北墙、东墙构成的“倒U字”形墙体，长达450余米。墙体结构与大型建筑组合墙体一致，局部似乎存在出入口、门房、墩台等结构，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来证实。这道墙、大型建筑组合及其他居址建筑组成了面积10余万平方米的呼斯塔遗址核心区，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处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心聚落。这一时期的城址在新疆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黑山头的发掘也获得了重要成果。发掘的两座居址的结构、建筑技      术与冲积扇上的大型建筑组合如出一辙，出土的陶器也说明了其年代与大型建筑组合一致。在居址地面上还发现了两具完整的马头，为解决中国家马起源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呼斯塔遗址2018年的发掘工作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接续2016、2017年度在阿拉套山山前冲积扇上对大型建筑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清理了大型建筑的第二间西侧室、北院墙以及大型建筑主体建筑与北院墙之间的院落。第二间西侧室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面积达370余平方米，其南墙中部开有门道。

第二部分工作是发掘了遗址南部边缘哈如鲁山顶部的墓地。本年度的发掘主要清理了墓地西部的M3、M5、M6和M7。其中M3是一座方形石板墓。墓葬以大型石板围成方形，中间为一南北向长方形石棺，石棺内部以小型石板分割成三个墓室。三个墓室内均为火葬，最南端的墓室内随葬了一件陶罐。这件陶罐个体较小、制作粗糙、火候较低，应为模型明器。从墓葬形制和随葬的陶罐推测，应该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M5与M7结构近似，均为卵石垒砌的近方形石围，石围中间是东西向墓室，墓室内有石棺。M6的三个石围为一次性规划建成，其北侧有一座后续建成的近半圆形小石围。

呼斯塔遗址出土的12件（组）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使用Thermo公司的NITON-XL3t型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对除铜串珠外的11件铜器进行半定量分析，并结合表面观察，结果显示：这些铜器中10件为锡青铜，含锡量差别不大，只有少量的As、Zn等微量元素，显示出这批铜器的合金配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发达

黑山头居址与其南侧的小呼斯塔山顶居址遥相呼应，拱卫着以大型建筑组合为中心的城址以及周边居址群，形成了完善的体系，规模之大，使之有可能成为这一广大区域内的权力中心，为研究这一区域乃至亚欧

草原地区青铜时**古学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青铜器、马头等遗物，为研究东西文化交流、思考前丝绸之路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7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地处伊犁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喀什河北岸。该遗址在2015年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被发现，并于当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于2018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此外，还对居址区南约1千米处新确认的一处高台遗存进行了勘探和局部解剖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

一、居址区

遗址居址区位于喀什河沟口北部山前三级台地上。台地北高南低，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约400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三次工作累计发掘45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37座，窑址、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千余件。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极为丰富使用的煤的遗存，出土大量煤块、煤灰、煤渣及未燃尽煤块等。

1.房址

房址多数集中分布在台地东部的背风稍低处，中部零星分布，西部有一座单独的大型房址。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房址内基本都包含居住面、灼烧面、灶（火塘）、卵石坑、窖穴、灰坑等，灶（火塘）一般位于房址中部。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石制品和兽骨，及少量的铜器等。

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共计6座。最大一座位于台地西部，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比较特殊。这些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属于半地穴木梁架式结构，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其后在石墙边栽立长条石，内竖木柱构成墙体，并在房址中央围绕灶址栽立两排木柱以支撑屋顶。个别房址墙外有一圈回廊式石砌护墙。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布局严谨对称。

小型房址面积约20～60平方米，共31座。在台地中部零星分布，大部分集中于台地东部，且多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房址平面形状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建筑形制则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居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砌火塘。门道方向不一致。

2.窑址

共计6座，分属不同时代，其中2座勺形窑（Y4和Y5）规模较大。以Y4为例，位于台地东缘，南北向，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窑室居于南侧，近圆形，口大底小，窑壁及底烧土厚度约15厘米。火道居于北侧，圆角长方形，呈北高南低斜坡状。窑室内部堆积可分为4层，其中第3层又分12小层，均为厚1～4厘米不等的炭层，木炭多用细枝或草本植物烧成。根据窑址形制及遗物，初步推断其为烧制或储存木炭的窑。

3.墓葬

共发现墓葬80座，其中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有9座，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石棺）墓两种，均侧身屈肢，随葬少量素面平底陶罐、带柄铜镜、铜耳环等。余均为早期铁器时代、秦汉时期等晚期墓葬。

4.出土遗物

遗物主要出土在房址地面和上部堆积中，共约1千余件（套）。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畜的骨骼。陶器均手制，可辨的器形有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高领罐和小陶杯等，多为平底器，少量小平底器、圈足或圜底器。石器有磨盘、饼形石器、石球、石锄、石杵和石研磨器等，部分石器上残留有红色颜料。铜器有刀、锥、针、耳环等，以及较多与冶铸铜器相关的陶、石范。另外，还集中发现2000多粒炭化黍的遗存。

二、高台遗存

高台遗存北距房址区约1千米，地处喀什河沟口要冲，位置险要。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40米。中部较高，边缘略矮，最高处约7米。因修建水渠、房屋、道路等，破坏严重。

2018年分别在高台遗存东北角和北、南、西侧边缘布设探沟，主要是想探明其确切范围和堆积情况。试掘发现，高台本体120米见方，外周有约10米的坍塌堆积。高台本体外周采用石块砌筑，石块朝外一面及接缝处均经过细致打磨，构筑的墙体齐直规整，间隙紧凑致密。高台内部见石构墙体和灰层，灰层内夹杂煤块。因解剖面积有限，尚不清晰高台内部具体结构。出土陶、石器和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灰陶，均为罐类器物，平底或圈足。石器有饼形石器、石杵等。从出土的遗物及测年数据看，与房址区青铜时代器物较为一致，应属互有关联的同时期遗存。

高台遗存是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又一重要发现：其一，该建筑遗存与房址区相距仅1千米，时代一致，进一步丰富了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范围和功能分区；其二，高台遗存地处沟口要冲，沟通东西，向沟外可连接乌吐兰墓地、喀拉苏遗址，向内可连接吉仁台沟口遗址主体区、穷科克遗址、汤巴勒萨依墓地，是将喀什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的关键点，地理位置殊为关键；其三，这处高台遗存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新疆史前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建筑遗存，放眼同时期欧亚草原也难得一见。

三、意义价值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经过3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认了聚落的基本布局和功能分区，即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结合近400平方米大型单体房屋建筑和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初步推测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2.深化了对遗址文化内涵、性质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的认识。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陶器特征，遗址主体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靠前期流行居中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陶器多筒形罐、折肩罐，装饰纹样较少且简单，大致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末期；第二期遗址房屋规模变小，形制趋于简陋，火塘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或多边形，陶器口部较靠前期小，口部多装饰珍珠纹，从陶器整体特征看，和卡拉苏克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第三期罕见房屋，常在坡地上发现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遗迹组合（可能属于地面搭建帐篷的遗留），平底器仍是主流，但出现了圜底器。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靠前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第二期大约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第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000年。三期房屋从大到小、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罐到圜底器，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正好反映了公元前2千纪后期到公元前1千纪初期，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此类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3.发现了丰富的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包括坩埚、炼渣和陶范等，冶金证据链更为充分。显示出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铜活动，在新疆青铜时代遗址中罕见。此外，遗址还出土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这些新发现对新疆及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4.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在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煤的遗存，显示出使用煤炭资源作为燃料这一行为差不多贯穿了整个遗址的始终。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约3600年前以后，吉仁台沟口人群已充分认识煤的特性，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性质，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

5.集中出土了2000余粒炭化黍种子。这是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该类作物的首次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该遗址也有少量源自西方的农作物如大麦、小麦的发现，为揭示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6.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新发现的两座勺形窑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400年之间，说明吉仁台沟口遗址还应当存在铜石并用时代遗存，为探寻伊犁河流域早期青铜文明提供了新线索。

8 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015年闻喜县酒务头村古墓遭受严重盗掘，当地文物部门上报并请求抢救性发掘。2017年6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闻喜县文物旅游管理中心对墓地进行勘探，同年8月，考古队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闻喜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200米处，北临沙渠河，南临小涧河，东南望中条山南端最高峰汤王山、草山，地势东高西低，距离闻喜县城约20公里，坐标北纬35°19′56″，东经111°24′02″，海拔高度730米。

经过调查、勘探，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以及灰坑5个，其中带墓道大墓5座，中小型竖穴土坑墓葬7座。五座大墓（M1~M5）均为带墓道的甲字形墓，墓道有斜坡、台阶两种。五座大墓形制相同，大小不等，墓室平面均为长方形，东西长4.2-10.6米，南北宽2.8-6米，深4.5-6米。墓道有台阶、斜坡两种，长11.4-19.1米，宽2.4-3.4米。椁室平面均为长方形，长3.1-3.4米，宽1.5-2米，深0.95-1.2米。五座大墓中，除墓地最东边的M1未被盗掘外，其余四座全部被盗。

M1为带台阶墓道的甲字形墓，口大底略小，方向195°。墓室开口呈长方形，东西长7.2米，南北宽5.2米，墓口基本水平。墓室四壁略向内倾斜，墓壁制作粗糙，尤其在墓室四壁底部有明显的工具痕迹。墓底不规则，北边长5.45米，东边长3.4米，西边长3.6米，南边长6米。墓道开口呈长条状，最长11.4米，最宽处3.4米，最窄处1.2米。墓道台阶不规整，共12级。

墓葬开口距生土二层台约4.7米，墓室、墓道均填五花土，包含有大量小块的料姜石，填土均经夯筑，发掘时自开口下0.2米处至二层台上预留夯土剖面，夯层共18层，厚度不均匀，每层厚0.1—0.35米，每层相接处夯筑紧密。夯窝呈圆形，直径约0.05米。

椁室置于墓圹底部生土二层台内侧，近长方形。葬具为木质，一椁一棺，均已朽化坍塌。椁东西长3.3米，南北宽1.5米，深1.2米。椁盖板呈南北向排列，计18块，每块约长1.7、宽约0.25、厚0.05米。棺长约2.2、宽约0.95米。在椁室四角，发现明显的立板榫卯结构的土洞。

椁盖板上方北部偏东位置放置三件大小不等铜铙，铜铙壁身有明显芦苇席编织物残留的痕迹，当是席子覆盖椁盖板之上所致。椁室外西北、东南二层台上各残存一处类似鼔的痕迹，残存鳄鱼骨板若干，骨板磨圆，较薄，直径约0.015米。椁室底部由于长时间的朽化坍塌，椁盖板、棺板和椁底板已经叠压朽化在一起，不好辨识。在椁室底部发现黑、红色为主的朽木痕迹，隐约有彩绘图案。

椁室底部正中偏南有一处腰坑，形状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1、宽约0.4、深约0.3米。在腰坑内发现大量朱砂，以及少量骨头。

人骨朽化严重，已基本无法辨识，腰坑内东侧出土两枚人牙，当是墓主人牙齿，腰坑外西侧残留一点腿骨的痕迹，但十分模糊，可以断定墓主人头向东。

M1出土器物共130余件，主要有铜器、陶器、骨器、玉器，另有少量动物骨骼。出土物分布比较集中，大部分位于椁内棺外东部，即墓主人头部东侧。铜器有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及工具等，主要器型有鼎、簋、甗、觚、爵、卣、罍、盘、盉、斝、尊、铙、铃、钺、戈、矛、镞、斧、刀、弓形器、凿、锛等；其它出土器物有陶罐、骨管饰、玉鱼饰、玉蚕饰等。

M1出土部分青铜器有族徽。爵外壁鋬手内有一字族徽，斝、盉外壁鋬手内有两字组成的复合族徽，觚圈足内、卣盖内、铙内壁也有复合铭文出现。

M2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方向200°。墓圹开口距地表0.3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6米，南北宽2.8米，四壁基本垂直。墓道长11.6米，宽2.4米，最宽处2.8米，坡度21°，墓道两壁制作粗糙，墓道口较窄。墓道上有3处阻水槽、5处防滑槽，墓道末端成台阶状，共4层，与二层台相连接。墓葬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包含大量细小白色料姜石，填土经过简单夯筑。

椁室遭受盗扰，椁室东壁有一圆形盗洞，其余各边保存基本完整，椁室长3.4米，宽2米，深1.2米。椁室底部有明显的棺木痕迹，棺痕长2.5米，宽1.3米，椁室底部正中有腰坑，平面呈长方形，长1.06米，宽0.4米，深1.2米。椁室底部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垫木槽，分别距东、西两壁0.1米，深0.05米。棺内有较明显的墓主人骨痕迹，头西脚东，身残长1.1米，由于墓主人骨朽化严重，年龄、性别已无法辨别。墓主人北部有一处殉人，头西脚东，身长1.55米，保存差。墓室西南角二层台上方有殉狗1只，北部二层台中间有殉狗1只，颈部有一青铜铃铛。

M2共出土随葬品110余件，青铜器100余件，主要器型有矛、戈、兽面胄饰、矢镞、套管、管状物等；此外还有玉刀、骨镳、陶罐等器物及残片。

M3、M4、M5形制与M1、M2一致，M4墓室最小，东西长4.2米，南北宽2.8米，M5墓室最大，东西长10.6米，宽6米。三座大墓二层台上都有殉牲，数量不等，M3有一处殉狗、一处殉羊，M4有至少四处殉狗，M5有殉狗4处，此外，M4、M5皆有殉人，M4殉人位于墓室东壁填土内，距二层台约1.2米，M5墓室西南角有一颗头骨，椁内残存3处殉人痕迹。

M3经严重盗扰，盗洞及椁室内填土经过筛选，残留比较完整的有青铜兽面胄饰、青铜铃、青铜矢镞、陶罐，此外还有礼器、兵器、陶器等大量器物残片。M4残存青铜铙、戈、铜镞、铜铃，大量人、狗骨及马腿骨。腰坑内出土少量玉器（饰）、骨器、陶器，玉器分别是玉鱼、玉璜、玉刀、残玉圭，骨器为骨刀，陶器为陶鬲。M5仅出土残陶爵、残铜刀柄、残铜馆形器等少量陶、青铜残片。

中小型竖穴土坑墓（M6~M12）共7座，均为长方形，东西长1.9-5米，宽0.65-3.15米，深0.38-6.65米。规模较大的M6~M9遭受严重盗掘，规模最小的M10~M11未被盗扰，残存器物有少量铜器、陶器、玉器、贝饰，铜器主要有铜鼎、戈、铃、镞等，陶器有簋、罍等，玉器有玉兽饰、玉璧。

本次发掘还清理一座车马坑（K1），坑内埋一车二马一人。车不完整，没有车厢、车辕、车轮，仅发现车衡构建及装饰、车軎、车輨、车衡饰、马装饰等。人呈仰身直肢，头东足西，面向南，男性，身高约1.7米。二马俯卧于辕的两侧，头东臀西，腹部朝下，背脊向上。两马的四腿分别呈跪状，马颈部压于衡下，在马头顶骨正中，均发现钝器锤砸痕迹。二马相距0.8、北马长1.9、南马长1.8米。车马器有铜軎、铜輨、铜兽面形衡饰、三角形衡末饰及马头装饰等。

闻喜县酒务头墓地是一处新发现的商代晚期大型高等级贵族墓地，是运城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对研究商代晚期殷墟文化的分布范围、政治地理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运城地区在商代晚期的政治地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9 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地理位置及发现经过

石家墓地位于甘肃省庆阳市马莲河以东、九龙河以南早胜原上，现隶属于宁县早胜镇西头村。东侧为遇村遗址，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60年代，宁县西头村石家一组村民在修筑地坑式窑洞时，发现一车马坑。80年代，当地村民在打土坯时曾捡到1件铜鼎,1件铜矛，另外发现有玉玦、玉璜及穿革铜带饰等。初步揭露出石家墓地为一处东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二、考古工作理念

进入本世纪初，石家墓地盗墓猖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组建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为了科学性保护与提取有效文物信息，考古队从开始运用课题意识指导发掘工作。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吸收多学科的研究优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三维数字测绘、样品科技分析等方法，针对墓葬与居址，聚落与区域文化的关系来展开。在墓地勘探、发掘的同时，组织对石家墓地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对墓地周边文化谱系情况有了大致了解。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内两周考古工作经验，梳理、整合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既有发掘成果，邀请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及高校等70余位专家学者考察了发掘现场并进行会议研讨。为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的田野发掘、综合研究及未来目标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三  田野考古勘探与发掘

石家墓地考古勘探已完成面积有19.8万平方米，共发现墓葬372座，车马坑19处等遗迹。截至目前，石家墓地四至范围不清。经过考古勘探已发现，石家墓地内涵并不单纯。除主体墓葬、袱葬车马坑外，另有窑址、灰坑、壕沟的发现。墓地似以壕沟为界，壕沟以东主要为遗址区，壕沟以西主要为墓葬区。墓地存在等级上的划分，按区域存在贵族墓地与平民墓地的可能。

2016—201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清理石家墓地东周时期墓葬26座，墓葬形制皆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圹近底部周围流行二层台。葬式以屈肢葬为主，发现少量仰身直肢葬。车马坑3座，均有殉狗现象，2座为东西向，车马同坑，做驾乘状。另1座为南北向，车马同坑，分层放置，马上车下。随葬品以青铜礼（容）器、青铜兵器、车马器、丧葬器及墓主人近身之物等为主。

石家墓地基建项目清理东周时期墓葬133座。墓葬分布密集，墓葬面积较小，埋葬深度较浅，葬式上以屈肢葬为主，且下肢屈肢较甚，随葬品出土较少，等级上多属小型墓。

遇村遗址基建项目清理遗迹有120处。其中墓葬22座，可分南北向墓葬（5座）与东西向墓葬（17座）。马坑1座，灰坑80个，灰沟13条，窑址1座，房址1座，祭祀坑2座，遗迹之间打破关系复杂。出土遗物丰富，按质地可分骨器、陶器、蚌器、玉器、石器等。

图十三 石家墓地M218椁室南端青铜礼器.jpg

四、初步认识

通过三年的考古发掘，石家墓地年代范围较集中。以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为主。少数墓葬延续至春秋晚期。

墓地层级结构基本清晰，靠前等级墓，墓室面积15平方米以上，用鼎6～8件，一椁重棺；翣（角）6～12件。第二等级墓，墓室面积约6～14平方米，鼎多为3件，一椁一棺或重棺或一棺，翣（角）6件以下。第三等级墓，墓室面积约1～2平方米，无鼎，无棺椁，无翣（角）。

文化面貌复杂，以周文化为主体，从族属上定义可能非姬姓周人。出土器物特点上，另包含有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南方文化等因素。

遇村遗址发现东西向墓葬，带腰坑，流行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置于二层台上，与石家墓地人群葬制差异性较大。遗址年代延续长，从西周中期延续至春秋早中期。遗物内发现大量春秋时期陶片、槽形板瓦等，对石家墓地“居址”判断有重要指示性作用。

五、重要学术意义

宁县石家墓地是庆阳地区首次发现的东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该墓地所在的泾河上游地区，在西周时期，被纳入到王室行政管理地域之内。而随着周王朝衰弱—灭亡，周王室对该地区掌控的减弱乃至失控，这一地区在东周时期又成为了周余民、戎狄（义渠）、秦人相继角逐的历史舞台。对应在石家墓地文化内涵上，除主体特征为周文化外，另包含北方草原文化、秦文化诸因素。因此，宁县石家东周墓地的新发现，无疑为探讨东周时期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及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宁县石家墓地、遇村遗址考古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居址，是近年来两周考古一处重要考古成果，弥补了过去文献有关西北地区两周封国部族记载的不足，增强了学术界对两周时期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格局演变的新认识。

10 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襄汾陶寺北墓地自2014年9月开始发掘以来，至2018年9月底，发掘两周之际、春秋时期墓葬共259座、祭祀坑87座、灰坑30余个。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贵族墓葬19座，9座被盗，共出土青铜器130余件套。

2018年延续2017年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清理春秋时期竖穴土坑墓109座、祭祀坑31个，汉代灰坑6个。

一、春秋早期墓葬

春秋早期墓葬分布在墓地的西北部（Ⅱ区），发掘的108座墓葬中，大中型墓葬5座，小型墓葬103座。大中型墓葬全部被盗，仅M2007出土1件青铜匜，其余仅残留小件饰品，有铜鱼、铜铃、铜饰件、铜翣、陶珠、海贝、蚌贝、蚌珠等，总量有千余件。

规模最大的两座墓葬M2009、M2010，相距约8米，东西并列，是一对夫妻墓。M2010靠近墓口北部有玉石器祭祀遗存，因距地表较近，多被破坏，以碎石圭为主，玉器很少，有玉人、碎玉片等。玉石器的外围有动物祭祀，由内向外依次为狗、马，狗坑有二十余个，很浅，无明显边界，更像是放在地上直接填埋；马坑较深，有十余个，可辨性别的个体均雄性。M2009近旁亦有少量的狗坑、马坑。

两座墓葬四周均有垒砌整齐的石块，与椁等高，形成积石二层台。其中M2009规模稍大，开口长6.2、宽4.2，底部长7.1、宽5.2米，深11.1米。四周积石宽约1.2~1.6米，高约2.3米，墓底亦铺有一层石板。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仅残留有铜鱼、铜铃、陶珠、铜器残片等。在盗洞填土内筛出有玛瑙珠百余件，还有铜鱼、陶珠、蚌贝等。盗洞内还发现零星的肢骨，经鉴定其中有一截女性的盆骨。

M2010开口长5.1、宽3.8米，底长5.9~6.1、宽4.1~4.3米，深约10米。四周积石南北宽约0.7~0.8米、东西宽约0.3~0.5米，高约1.8米。墓底为生土，中部发现较规整圆形腰坑，但未发现任何遗物。椁室被严重盗扰，在椁室东北部发现石磬5件，位置已被扰动。棺椁间西北部有青铜武器戈、箭镞，西、南部发现残留的铜鱼、铜铃、蚌贝、陶珠等。墓主人应为男性。

其余3座中型墓葬，规模稍小，基本被盗空，可见残存的棺椁遗迹，多为一椁双棺。M2008北部亦有祭祀坑，大型祭祀坑内多为整具马骨，小型祭祀坑均很浅，距地表近，多被破坏，以狗为主，另有个别的羊。

除最东部的M2008外，其余的大中型墓葬墓口北部均发现有两个较规整圆形坑，坑内中部套有圆形或椭圆形坑，外坑直径约1.5~2米、深约1~1.2米，内坑直径约0.5~0.7米、深约1.5~1.8米。填土多经夯打，个别有明显夯层，有的坑内堆积有较大的石块。M2010墓口北部也有两个圆坑，玉石器祭祀遗存、动物祭祀坑叠压在圆坑之上。《礼记.丧大记》载：“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这类圆坑可能和棺椁下葬有关，抑或是“碑”一类的遗迹。

春秋早期的大中型墓葬，均有残存的铜翣、蚌贝、铜鱼等。《礼记.丧大记》载:“饰棺，……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鱼跃拂池……。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绞……。”可见大夫以上身份的人，棺饰才可以有“鱼跃拂池”。这些墓葬的主人至少应属大夫阶层。

103座小型墓葬中，除1座南向外，余均北向。葬具多单棺，个别一棺一椁或双棺，葬式有仰身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前者多于后者。随葬品多为单件陶鬲，共出土80余件，也发现有小件玉饰、口唅，个别无随葬品。此外，还发现一座夫妻同穴合葬墓，为同时期罕见。

M3011棺椁间西南部器物出土现场（靠前层）.JPG

二、春秋晚期墓葬

2018年继续清理上年未完成的M3011，位于墓地中部偏北（Ⅲ区）。M3011方向7°，为一座大型竖穴土坑积石墓葬，与2016XTM1东西并列，相距约10米，是一对夫妻异穴合葬墓。墓口长6.4、宽5.2、深约10米。在椁盖板上及椁室四周、椁底发现有积石，为大小不匀的河卵石。西北角发现有盗洞，但因墓室较深且有积石保护，除西北角被盗外，其余保存尚好。

葬具为一椁双棺，保存较差，内棺有髹漆痕迹。随葬器物遍布棺椁之间。在棺椁间西部、南部有大量青铜礼乐器，棺椁间东部发现较多车马器、兵器等，棺椁间北部有多层叠摞挤压变形的漆木器遗迹，棺内有少量随身玉器。

随葬品有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器、陶器等。铜礼器有鼎13件、夔凤纹圆壶、素面圆壶、簠各2件、方座豆3件、鉴、鬲、盘各1件、铜豆4件；乐器有镈钟13件（靠近盗洞，可能不是完整编钟数量）、甬钟一套13件、鼓座1件、石磬2套10件；铜兵器有戈、戟、箭镞等；铜工具有锛、凿、铜锥、环首刀；车马器有车軎辖、马衔、马镳等，此外还发现有铜合页、铜带扣、贴金铜饰件、海贝、鎏金铜贝、金箔、漆器残迹、铅锡器等，另有陶鬲1件。棺内人骨已腐朽粉末状，棺内发现有残玉片、玉佩饰、玉环、玉韘、玉璜、玉握、踏玉等。

青铜礼器中，镬鼎3件，形制大小相同。列鼎两套10件，鼎盖上均为三环形钮，腹部以凸弦纹间隔。两套列鼎各5件，一套饰勾连云雷纹，另一套饰蟠螭纹。乐器中，13件一套的甬钟，11件有刻铭，其中9件甬钟同铭，各有18个字；另两件甬钟亦同铭，各有177个字。均有“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等文字，应是一套卫国编钟。青铜鼓座由三条蟠龙相互缠绕，龙首昂起口衔承接鼓柱的圆筒。从目前资料来看，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随葬青铜鼓座的墓葬，墓主人多为一国之君或权倾朝野的重臣。陶寺北M3011的青铜鼓座底径约85厘米，从体量上不输于资料所见任何一件同类器，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可能是手握实权的重臣。

三、对墓地的认识

陶寺北墓地葬式明确的春秋时期贵族墓葬均仰身直肢，头北向，与姬姓贵族的葬制相符。春秋早期贵族墓葬均有残存的铜翣，《礼记.檀弓上》载：“周人置墙、翣。”陶寺北墓地中的贵族墓因袭着周人的传统，大中型墓葬的主人应是晋国分封到此地的贵族。陶寺北墓地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伴随了晋国的兴衰，无疑是晋国的一处“邦墓”。

春秋早期墓祭遗存、丧葬遗迹、卫国刻铭编钟等都是填补东周考古空白的重要发现。陶寺北墓地规模大，延续时间长，等级分明。其在晋国史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当时的社会层级结构、族群之间的等级差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附属关系、婚姻状况、家族形态等等问题相继提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考古发掘，势必会推动晋国史乃至两周史的研究。

11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2016年底发现有墓葬被盗，经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伊始，我们即遵照国家文物局倡导的“加强区域考古”与“精细化发掘”的理念，树立课题研究意识，以厘清遗址布局结构，判断聚落性质，及其在关中地区周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为首要目标，并借鉴“大周原考古”的大遗址考古方法与经验，连续两年在对该遗址展开全面系统调查与勘探的同时，重点发掘了包括周代诸侯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认定该地为芮国后期的又一处都邑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与认识，对推动关中东部周**古乃至周代历史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遗址布局的认识

调查确认遗址范围约3平方公里。其西、南、北三面以自然冲沟为界，东面由一条人工壕沟与外相隔，壕沟南、北两端与自然冲沟相接，由此，以自然冲沟和人工壕沟相连组成一个封闭的大型遗址区域，东西2000米、南北1500米。鲁家河穿遗址区中心而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遗址区内可采集到丰富的周代文化遗物，断崖上可看到较多灰坑及夯土墙等遗迹。

在遗址东区中部的位置，调查和勘探发现有一面积10余万平方米城址。城址西面邻鲁家河河道、南、北、东三面由夯土墙相围合，亦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城址区，位置居中、地势险要。城址内采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瓮等春秋陶器残片，此外还有一块陶范残块。勘探有大量灰坑和板瓦等建材堆积，属重要建筑所在，应是高等级人群居住区。

东、西两区都勘探发现了一般居址密集区和墓地。已确认的墓地有4处，共210余座墓葬，东区3处，西区1处。墓地的边缘或附近都分布有一般居址，但其主体部分不见任何居址遗存。所有墓葬均南北向，除东I区墓地两座带墓道的“中”型大墓（M1与M2）外，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但规模大小有别。

二、墓地发掘主要收获

勘探发现墓葬共4处210余座，其中东区墓地3处，西区1处。东I区墓地共发掘大、中、小型墓葬71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其中有带墓道的中字型大墓2座（M1与M2），大型竖穴土坑墓1座（M3）。中字型大墓西北部各有一座南北向车马坑。西区墓地共发掘墓葬44座、均为中、小型墓，探明马坑2座，发掘1座。

全部墓葬均南北向，头向以北向为主，个别为南向。除了大型竖穴墓M3有壁龛殉人外，其他墓葬均未见腰坑、殉人等迹象，主体与两周时期周系墓葬的特征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

就单个墓葬发掘而言，无疑是东I区三座大墓收获最大，令人瞩目。两座“中”字形大墓形制结构基本相同，总长、深度相当，长64、深12米，椁室大小相若，均南北长7米，东西宽5米。

两墓均遭严重盗扰，人骨不存，墓主葬式不明，出土随葬品多寡有别。M1劫后残留各类随葬品总计240件（组），重要的包括彩绘木俑、铜簋、2组10件编磬、2套残存9件编钟，铜铎、漆木建鼓、铁矛、大玉戈等。M2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出土各类文物400件（组）。主要有鼎7、簋1、盘1与1件铜鍑；2套编钟编磬，及钟虡、磬架，4件建鼓、1件陶埙、1件疑似木质琴瑟类乐器。特别是西侧钟架保存较好，长达5.3米，上有嵌蚌饰的木雕漆绘图案，下伏圆雕兽形虡座甚为壮观；另外，惹人注意的还有1件长2、宽1.3米的三栏床榻的遗存，四角为铜构件；1件长约1.4米金首铜樽权杖，权杖头上饰蟠螭纹。除此，两墓都出土有大量的车马器，不少兵器与少量玉器。最关键的是，M2椁室东北角建鼓铜柱套上刻铭“芮公”作器，下压的1件铜戈上亦有“芮行人”铭文。据此判断，此墓主当为春秋早中期的一代芮国国君。

竖穴土坑大墓M3，墓口长7、宽5米，与两“中”字形墓椁室大小相若。独特之处在于椁室四壁共置9个壁龛，每龛有1年轻女性殉葬，下肢甚屈，身上见朱砂。虽然被盗，仍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重要有2件铸有“芮公”的同铭铜鼎、5镈9钮的编钟、大量的车马器，及罕见木格漆绘墙围与1件漆器。但该未发现任何兵器，推测墓主可能为M2芮公夫人。

除了大墓，东I区中型墓M6、M49、M27随葬亦很丰富。其中M27与M49出土有青铜器铭文资料，M27两件鬲口沿上铸有 “芮太子白”等铭文，为判定墓地性质提供参证。

三、学术价值的初步认识

出土文物的形制、纹饰等特征分析，遗址的时代属春秋早中期。遗址内的夯土建筑、城墙、壕沟、陶范及制陶等手工遗存，以及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文化特征，青铜器礼器有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组合形式，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文的综合分析，这里当为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芮国，这个历史上与周同姓的诸侯的最后政治中心，经刘家洼的发掘得以确认，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现演变的典型案例。

大墓出土的金首权杖、青铜鍑、铁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饰物，充溢着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相关墓葬的墓主既有可确认的芮公，亦有与其他中小型墓葬错处的中小贵族或平民，墓葬间没有发现打破叠压关系或明显的分区，显然都属于芮国的同时期墓葬。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级墓葬的乐器组合，基本都是青铜编钟、石编磬一套。刘家洼中字型大墓的乐器组合均为编钟、编磬各两套，并配有多件建鼓、铜铙（鉦）、陶埙等器，竖坑大墓为五镈九钮，成为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乐悬制度中的高水平别，充分展示出芮国贵族对音乐的喜好和感官享受的追求，也为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资料。

M2所出的三栏木床，四角加有青铜角饰，将中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雕纹钟、磬架，漆木几案、豆、盒等，是研究春秋时期木作髹漆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珍贵资料。众多金器、铁器，是认识我国古代黄金及冶铁业发展重要信息。

两周之际伴随着周王室的东迁，关中东部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既往对两周时期周王室在当地的经略与分封模式更为模糊。刘家洼墓地的发现上接梁带村芮国墓地，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诸侯国的存灭概况，与北方其他民族的交流，政治格局变迁，人群流动和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绝佳的资料。

12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

发掘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官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部，北依连霍高速，西邻荥邙公路，南距索河3公里，总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于1981年。2004年及2009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2010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在遗址南部发现了南外壕，并对外壕进行了勘探。2011—2013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在外壕内确认了两周时期呈“吕”字形的小城和大城。该遗址曾入选2010、201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2015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在大城内进行了系统勘探和发掘，在大城中北部发现了丰富的手工业遗存，包括两周时期的制陶、铸铜、制骨遗存，以及汉代砖瓦窑、铁器窖藏等。2018年，我们对大城中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再次进行了发掘，并对小城西南部的大小城壕连接处进行了解剖。截止2018年底，在大城中北部揭露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陶窑10余座、灰坑1500多个、灰沟50条、墓葬36座、瓮棺葬18个。遗存大多属两周时期，也有一些为汉代或唐宋时期。

两周时期的手工业遗存以铸铜为主，还有制陶和制骨遗存。其中铸铜区揭露比较完整，北邻水池状遗迹，并与小城外壕相通连；西侧为制陶作坊；南部及中部有柱洞、基槽等建筑残迹。目前已出土陶范约3000块。可辨识器型包括鼎、簋、壶、簠、钟等礼乐器，剑、戈、矛、镞等兵器，节约、辖、镳、辕首等车马器，以及铲、刀、凿、斧等工具，还有环、泡等。另外，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空首布銎芯范。陶范之外，还出有较多熔炉和坩埚残块、铜渣，以及铜刀、陶管、磨石等铸铜相关遗物。

根据陶范的器形和纹饰，结合共出陶器的特征，可将官庄遗址出土的铸铜相关遗存初步分为两期。靠前期的典型遗物为饰有重环纹与瓦纹的模、范。标本H1966⑤：2簋范，橘红色，背侧有明显手指按压痕迹。型腔微内弧，上部为两周重环纹，下部饰三道瓦楞纹。残高14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所铸器物应为腹径在20-25厘米之间的铜簋。标本H1941：14簋耳模，灰色，弧形，饰重环纹，残高4.5厘米，宽3厘米。横截面为圆形，直径1.3厘米。这两件范、模恰能够组成典型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簋的形态。结合共出陶器看，靠前期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早期，上限或可到西周末。

第二期具有典型年代特征的遗物为饰有交龙纹、连体龙凤纹的陶模和陶范。标本H1187③：167莲瓣模，为器盖上莲瓣装饰的模，呈灰色，泥质，胎体细腻。该模整体呈曲面状，两端均残，厚约1.3厘米。模面施交龙纹，龙身有两道平行细阴线，并有数个凸钮。标本H1187③：93莲瓣范，青灰色，范体较厚。范面凹曲，整体形态为一个有尖莲瓣，下端残缺，莲瓣内填以多条交龙纹，并在龙身交叉处设圆形小纽。此件陶范正是由标本H1187③：167一类的陶模滚压制成的。这种莲瓣陶范已发现有14件之多。标本H1187②：10连体龙凤纹模和标本H1187③：50爬兽装饰范也是此期的典型器物。结合层位及共出陶器看，第二期铸铜遗存的年代晚于靠前期，大致属春秋早中期之际至春秋中期。

制陶遗存集中在发掘区西部，目前发掘有陶窑、泥料坑等，出土有陶拍、陶垫以及泥坯、烧制变形的陶器残次品等。一些灰坑内还发现有较多沙子，可能与夹砂陶的制作有关。H1029为袋状坑，底部堆积有较多夹砂泥块，形状规范，应是制备好的制陶泥料。另外，发掘区北部多个灰坑中发现有典型的制骨废料。从出土遗物特征看，制陶、制骨等活动也集中于春秋早中期，与铸铜作坊大体同时。

手工业作坊区内还清理有多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和瓮棺。有的墓内出有未经烧制的泥器，很可能是居葬合一背景下的工匠墓葬。

作坊区域内还发现了一些祭祀坑，所用牺牲包括人和动物两类。H2248坑底发现两具成年人骨，双手被绑缚，似被活埋。一些祭祀坑内发现了完整的动物骨架，主要包括牛、羊、猪三类。另有一些坑内集中堆积散乱猪骨。这些埋有人牲和动物牺牲的遗迹，很可能与铸铜等生产中的祭祀活动有关。

东周遗存之外，还发现了1座汉代砖瓦窑，出土大量筒瓦、板瓦。此外，还清理了3座砖砌窖穴、1座砖砌灶、1座水井、1处铁器窖藏，出土有铁釜、薰炉架、犁铧、戟等较完整的铁器。结合附近钻探出土的铁渣来看，此地在汉代可能有冶铁作坊。

本年度对小城西南部的大、小城城壕连接处进行的解剖表明，小城城壕的挖造早于大城城壕。大城城壕是在小城城壕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挖造的，其深度也较小城城壕浅。

已有发现表明，官庄大城中北部在春秋早中期前后存在一处综合性的手工业生产区，铸铜、制陶、制骨等多种手工业活动集中分布，相互间又有一定界限。结合往年的发掘和勘探工作来看，大城内外很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铸铜和制陶作坊。可以认为，伴随着两周之际的社会变动，官庄小城、大城和外壕相继建造，铸铜等手工业活动随之在城内外兴起，且占据了突出地位。

官庄遗址已发掘的铸铜作坊区相对完整，遗迹布局有一定规律，出土了从制范到浇铸打磨等多个环节的遗存。作坊年代正处于春秋时期新的铜器风格的形成时期，其发掘对于探讨西周至春秋青铜器风格的转变，以及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有重要价值。该作坊生产的器物种类众多，包括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和钱币等，部分模、范纹饰精美、所铸器物形体较大，具有较高等级。发现的数十块空首布芯，是目前国内较早的铸钱遗存。

铸铜作坊内大量陶范与陶器共出，提供了郑州地区两周之际至春秋时期陶器与铜器编年的对应关系，这对进一步推定相关遗存的绝对年代，进而探讨两周之际社会变动等重大问题有重要意义。

官庄遗址在汉代很可能再次成为了一处手工业生产活动集中地。发掘出土的铁制品及勘探所见铁渣等遗物说明，此地在汉代存在一定规模的铁器生产活动，生产器类多样。砖砌窖穴、铁器窖藏等设施的发现也说明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稳定性，这为研究汉代荥阳地区的铁器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13 内蒙古福路塔秦文化墓地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墓地位置及发掘缘起

福路塔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树湾村福路塔社新村东北约300米处的坡地上，东北距旗***所在地薛家湾镇约19公里。该墓地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即已发现。一条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乡村水泥路将这片墓地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侧部分南北最长约300、东西最宽约150米，总体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之势。北侧紧邻十里长川，长期受流水冲刷形成断崖，东侧为一条干涸的自然冲沟，西侧是林地，南侧有一条乡间便道通往旧村，大饭铺到龙口的高速公路拟从墓地东部穿过。

为配合大龙高速公路建设，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鄂尔多斯博物馆和准格尔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累计揭露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 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长方形土坑竖墓131座、祭祀坑1座及晚期自然冲沟1条。

二、地层堆积及墓葬开口层位

该墓地地层堆积比较简单，西部和北部地层较厚，向东、向南渐薄。

①层 为风积黄沙，最厚处可达3.05米。

②层 为黄褐色沙质土，内含少量陶片，仅见于发掘区西北部，由西向东渐薄，最厚处0.75米。M3、M12、M16、M26、M29均开口于此层下。

③层为黑灰色沙质土，含沙量较②层少，夹杂炭渣和动物骨骼。遍布于发掘区的北部和南部，厚 0.3-1.3米，出土陶片和可复原的完整陶器较多。大部分墓葬均开口于此层下。

该层下为生土。另外在发掘区中部无②、③层堆积，墓葬直接开口于①层下，打破生土。墓葬之间共有8组打破关系。

三、遗迹

（一）墓葬

1.墓葬形制

以单人墓为主，共126座。此类墓葬，墓圹大小深浅不一，尺寸差别较大。大者长5米余，宽3米余；小者仅容一人安身；浅者去掉上层堆积沙层人骨就已暴露，深者可达3米以上。此外有双人合葬墓4座，三人合葬墓1座。合葬墓的墓圹一般较大，长、宽多在4米以上；仅一座比较特殊，分上下两层叠葬，墓圹很小。由于墓坑挖在沙土中，有些墓葬的墓壁早年即已坍塌，致使墓圹不甚规整，墓口原始尺寸不详。部分墓葬留有生土二层台，三座墓有壁龛（用以放置殉牲）。墓内填土均为灰黑色沙质土和底层黄沙搅扰而成的花土，极易辨识。有些墓葬填土经过夯打，土质坚硬，夯层、夯窝清晰可见。墓向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东西向墓的数量约是南北向墓的两倍余。东西向墓死者头多朝东；南北向墓墓主头多向南。多不见葬具，仅在几座墓葬底部发现少量木质朽痕，可能为木棺。人骨保存一般，葬式多种多样，以仰身直肢葬数量最多，仰身屈肢葬次之，另有侧身叠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直肢葬。

2.殉牲

有殉牲的墓共37座，几乎散布于整个发掘区域，既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殉牲的种类有羊、牛、狗，以羊的数量最多，一般以头或头和肢骨、蹄骨代替全牲。殉牲多置于墓葬填土内，一般紧靠墓主足端的墓壁摆放。牲肉则较为普遍地见于多数墓葬之中，但多寡不均。一般摆放在墓主头前的随葬品之侧或之上。

（二)、祭祀坑

只发现一处，位于发掘区南部，平面近圆角长方形，长0.86、宽0.75、深0.3米，坑内填土与墓葬无异，坑底立置陶壶、陶釜各1件。

（三)、沟

一条。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南。开口于①层下，打破M74、M77、M84、M128和生土。平面形状不规则，大体呈条带状分布，沟壁斜收，口大底小。已揭露部分长32、宽7.5～13、试掘地段深达3.1米。沟的上层填土较一致，为纯净的红褐色沙土。土质松软，含沙量大，几乎无任何人工遗物。下层填土多为浅灰色或黄色淤土，包含较多因冲蚀墓葬所沉积遗留下来的陶片。

四、出土遗物

随葬陶器组合以瓮、罐、缶、壶、釜、豆、钵等日用器为主；其中壶、釜种类繁多。铜器数量不多，包括生活用具、武器、饰品等，种类有鼎、鍪、壶、镜、铃、镦、环、镞、管、带钩、带扣、印章、扣饰、器盖、韘形佩、兽头形饰件等，另发现半两钱数枚。铁器多已锈蚀，可辨器形不多，主要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马具、武器、饰品等，种类有臿、釜、勺、削、叉、钉、镦、环、马衔、剑、戟、镞铤、带钩等。骨器较少见，有带钩1件及长方形骨牌若干。另有少量的银耳环、石环、石球、玛瑙珠、料珠、铁铤铜镞等。此外，大部分墓葬普遍见有红色漆皮。在一些瓮、缶和罐的肩部、扁壶的腹部书有文字或符号。

五、小结

关于这批墓葬年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靠前，墓地随葬炊器以陶釜为主，不见鬲，而釜取代鬲，成为普遍的日用炊器，当是在秦伐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第二，墓地只出半两钱，不见五铢钱。据考证秦统一发行半两钱是在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年代接近战国晚期；而西汉始铸五铢钱是在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第三，发掘出土的12方铜印章，除少数战国晚期印和秦印以外，多属汉印。第四，这批墓葬是以瓮、壶、釜为基本的随葬陶器组合，这一点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关中和陕北地区秦墓存在很大的一致性。据此可初步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应该大体处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茧形壶、蒜头壶、扁壶等秦文化指征性器物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

殉牲是春秋战国时期广泛存在于北方长城沿线的一种丧葬习俗。福路塔墓地数量上近1/3的墓葬存在殉牲，约半数左右的墓葬放置牲肉，很可能是对本地区传统丧葬习俗的保留和延续。这说明该墓地内可能存在东周时期居住在长城沿线的北方民族后裔。M93、M96、M101、M116等四座墓葬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北方系的单耳罐、双耳罐、小铜管、铜兽头形饰件，与秦墓典型器物釜、缶共出。素面夹砂陶带耳罐是东周时期北方长城沿线西段的典型陶器，它的出现或许是西戎文化因素的孑遗。由此可见，福路塔墓地的主人，并非纯粹的秦人，可能还包含了深受秦文化影响的源自原西戎系统的“秦人”。他们在战国晚期被迁至长城沿线戍边，并与被秦征服了的当地北方民族融合，成为当地的新住民。

福路塔墓地处于秦昭襄王长城内侧，是战国晚期秦防御匈奴等北方民族的重要地区。虽然文献记载西汉初期匈奴与汉以故塞（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为界，但是西汉早期匈奴势胜，屡寇并占据了河南地，直至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才凭河南战役之胜收复失地。所以，一般认为西汉早期***已经无力据守战国秦长城东侧的今准格尔旗一带。福路塔墓地发现了明确属于西汉早期的墓葬，证实此时西汉王朝依然坚守着故塞。

六、学术意义

福路塔墓地的层位关系及其出土的半两钱、带文字陶器、铜印等年代特征明确的器物不仅可为该墓地分期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以此为切入点或可对北方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遗存的分期取得突破性的认识，为区分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的遗存提供科学的标尺。

匈奴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成于西汉中期，来自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因素在匈奴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匈奴的陶器，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秦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福路塔墓地部分瓮、壶与匈奴最早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相近。在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问题上，福路塔墓地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匈奴关系甚密。对该墓地做进一步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对比研究，或对探索匈奴文化起源有所助益。

福路塔墓地随葬品和葬俗呈现出的多种文化因素兼容并蓄，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百具人骨将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北方民族人种学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材料，有助于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北方民族的融合。

14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处于渠江的二级阶地，遗址面积567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2006年5月，经国务院核定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2014年至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眼、灰坑331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屋基址4座、沟37条、窑6座等，并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取得重大收获。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一、 经过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且布局如此清晰，遗迹现象众多，保存如此完好、内涵如此丰富的汉晋时期遗址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也较为少见。

二、郭家台城址处于城坝遗址的东北部的三级阶地上，平面略呈方形，但东北部城墙因地势原因而向内曲折。南北长约260米，东西最宽处约240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郭家台城址”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部分组成。

1.城壕：处于城墙外，通过对西城墙外壕沟的发掘，发现其剖面呈倒梯形，宽超过10米，深约3米，壕内上部填有包含大量瓦片的黑灰色土，土质较疏松，下部为一层淤泥，包含物较少。

2.城墙：从前期调查和勘探的结果来看，城墙完整闭合，其墙体残宽约4～18米，部分城墙暴露于地表，残高约1米。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对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已基本明晰。城墙两次夯筑痕迹明显，早期城墙采用版筑技术，夯层厚度0.1-0.2米，部分区域夯窝明显。晚期城墙系在早期城墙的内侧或外侧堆筑包含有大量瓦片、石块的灰黑土。

3.城门：目前仅发现西城门，位于城址的西南部，整体呈长方形，东西向横截城墙夯土，方向与城墙垂直。城门经过三次修筑，痕迹明显。早期城门与早期城墙修筑年代一致，仅存门槛石。中期城门系用条石做石地垘，其上用木地垘，木地垘上留有排叉柱的孔。其结构应为木构排叉柱。长约17、宽约4米，门内北侧埋有一条用砖砌筑的暗渠，暗渠直通西部的壕沟，暗渠上部使用高质量的夯土，夯土上部使用厚约3厘米的烧结面作为中期道路，入口处残存有门槛石和石门砧。晚期城门叠压于中期城门之上，东西长13.5、南北宽4、残高1.6米。门墙使用不同纹样的花纹砖砌筑而成，其构筑方式应为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的形制。晚期城门内的中部同样有一条左、右侧壁用石条，上部以砖为盖的暗渠，直通西部的壕沟，暗渠上部垫有厚约0.35米的红烧土路面。

4.街道：与城门相接，其西略窄，东部较宽，南北两侧均有用条石构筑的建筑基址。已揭露的街道长约37、宽10-12米。其中部略高，南、北两侧略低，且两侧靠近南、北两侧的主要建筑处还设置有雨水沟，街道中部发现三道车辙印，宽0.15-0.35米，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4米，内填小石块、碎瓦片构成的黑灰土。

5.大型建筑基址：位于街道的左、右两侧，均系用条石围砌做基础。其中南侧建筑基址（编号为F3）的西部乃是借用生土整修成的平台，东部因地势较低，用黄褐色土夯平与之相连。形成了一个长超过30、宽约8.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F3的南侧还分布着水井、窖穴、灰坑等遗迹，应是附属遗存。而在水井、灰坑中出土有少量的木简，也表明了这一建筑的特殊性，推测可能是衙署或府库一类的建筑。北侧的建筑同样属于高台建筑（编号为F4），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暴露部分长24、宽10米，其东、南两侧可见3层条石围砌的基础，平面上分布着等距的柱础，西部还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从高程上看，明显高于南部的F3，也显示了该建筑的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坝遗址内石材建筑材料大量使用，在汉晋城址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在中国城建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竹木器，尤以大量的竹木简牍为代表。从出土遗物推断，该津关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且各个时期的构筑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汉时期采用干栏式建筑，周边拥有“藩篱”；东汉时期的津关尚不明确，但从勘探的情况推断，其可能存在砖构关门；魏晋时期则采用石墙的形式。该遗存的发现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四、城坝遗址目前已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这些发现不仅对于遗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从文献记载来看，秦灭巴蜀后在川东地区设立“宕渠道”来管理当地的少数民族——賨人。西汉早期，因賨人助汉灭秦有功，而改“道”为“县”。东汉晚期，始设宕渠郡，至魏晋时期，宕渠郡时置时废，文献中对宕渠的位置语焉不详，而10余枚“宕渠”文字瓦当明确郭家台城址就是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宕渠郡县所在， 150余枚竹木简牍为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

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乃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长期存在政治军事上的交接攻伐，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巴文化传统消亡嬗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从目前遗址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同时，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15 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家港博物馆

一、遗址概况

黄泗浦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现北距长江约14公里，西离张家港市区约3公里 。遗址于2008年11月发现，自2008年12月至2013年1月，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先后对遗址进行了四次考古工作，发掘面积约4600平方米。经过勘探，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遗址北侧即为古长江南岸线。通过发掘，在遗址西区主要清理了南朝至唐宋时期的道路、灰坑、水井、水沟等遗迹，在遗址东区主要发现了唐代和宋代的河道、房址、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南朝至唐宋时期的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以众多窑口的瓷器标本为大宗。这些发现，使我们意识到黄泗浦遗址作为长江下游港口型集镇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2017年3月～12月，为深入了解黄泗浦河道的开挖、使用和堆积情况，分别在遗址东部区域即方桥以南和以北进行布方和开探沟发掘，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2018年2月开始，在去年发掘的基础上，又对黄泗浦河道进行扩方，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截止目前，比较清楚地揭示了黄泗浦河道的开挖、疏浚和使用情况。

二、主要收获

1.唐代河道。唐代河道于2009年的考古工作中即已清楚揭示，位于方桥西北侧（清代乾隆年间重修于黄泗浦河上的石桥），在09T1内的河道上口宽约20米，深约2.2米。现存唐代河道东侧与现黄泗浦河交接，向西行100多米后拐弯往北,逐渐进入古长江口。本年度对ⅠT6209和ⅠT6210内的唐代河道堆积进行清理，出土了较多的唐代时期的瓷器标本。

2.宋代河道。自2017年3月开始至今，对现黄泗浦河分别在方桥以南和以北进行全断面解剖发掘。在方桥以南ⅠT6401等探方揭露面积约1600平方米，河道河口宽约51米，河底最深处距河口约4.5米、距地表约6.2米。在河道底部揭示出厚达1米可细分三层的使用时期文化堆积。该堆积包含大量的砖瓦、瓷片、铁钉、蚬壳、动植物骨骼等遗存。通过对该堆积的小探沟清理可知，该层堆积下即为生黄土而不见青淤泥层，由此可知古河道应为人工开挖。通过全面收集土样漂洗，从漂洗出的瓷片和铜线看，河道的开挖年代不晚于北宋，一直持续沿用到南宋，未见晚于南宋的瓷片和铜线。在ⅠT6402、ⅠT6502、ⅠT6602等探方内还发现有三道凹槽，以及沿凹槽南侧向东分布有一排基本呈等距的木桩，其中一条凹槽内还卧置有带长方孔的长木桩，这些木桩可能与河道内的栈桥有关。

方桥以北T22及后期扩方等揭露面积约900平方米，揭露的河道形制与南面的河道基本一样，河口宽度和河道深度基本一致，并且同样在河底堆满了砖瓦瓷片堆积。所见不同的是，在河道底部遗留有相当多的可以修复的瓷器和陶器，较多的文字砖和一些完整的石构件，在河底表层还清理出三个人头骨。此外，在T22的区域内还发现有较多的木桩，呈东西向密集的分布在河底。由于此处的木桩比较密集且纵跨河底，可能与水关或水闸有关。此处河道的开挖年代应与南面的河道相同，目前由于尚未进行解剖清理，在河底砖瓦瓷片堆积表层见到有一些元代龙泉窑的瓷碗和高足杯，以及一件元青花龙纹高足杯腹片，这些器物说明元代时期对该区域的河道可能又进行了疏浚。

对黄泗浦的疏浚和拓宽，在文献中多次记载。如《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载：“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兴工，前后修过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黄泗浦，长七十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赤，深七赤”、“隆兴二年…修治白茆、黄泗等浦。”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南直六》中亦记载，“宋政和中，浚福山、庆安二浦，置闸。”、“宋时为滨江大浦，绍兴末，屡议修浚。”

经过勘探，方桥以北T22等探方内的古河道向北逐渐变宽达到90多米，其后向东拐弯后再向北进入古长江口。对现黄泗浦河的解剖显示黄泗浦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

3.唐代大型院落遗存。截止目前，在遗址东区揭露出大型长排房基址（F18，共7间）、方形房址（F20）、长方形房址（F19)、灶址（Z7、Z8、Z9、Z10）、水井（J9、J14、J19）、仓廒等唐代时期的大型院落遗存，其中以方形房址、长排房址和长方形房址等具有中轴线布局结构。而中轴线布局常见于寺院类建筑。此前，在唐代河道中出土有石佛雕像。另外，在一些宋代水井中，及本次方桥以北河道底部，尤其是方桥以东的明代桥墩内，出土了较多的长方形文字砖，以及一块完整的一端为半圆形一端为方形的文字砖，其上的铭文多为 “祝延皇帝萬歳保國安，釋迦如來舍利寶塔，民捨錢施主悉當成佛”。这些铭文砖具有宋代风格，与南京报恩寺遗址宋代长干寺中出土的基本一致。本次还在河道底部出土有一件北宋时期的石天王雕像头部。查文献资料，在《重修琴川志》（宋宝祐）中记载：“净居院，在县西北八十七里庆安镇，梁大同二年建为尊胜，宋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而现黄泗浦河的西侧即为庆安村。这些出土遗迹遗物及文献记载说明，遗址上应有唐宋时期的寺院，该寺院在宋代还可能建有宝塔。因此，从唐代院落遗存的布局结构，结合出土的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和文献记载分析，这座大型院落遗存应为寺院建筑。

三、意  义

黄泗浦遗址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遗址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其中对唐代和宋代河道的揭示，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以及分布较为规律的木桩，都说明了黄泗浦作为港口曾有的繁华及在江南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中最为重要的发现。

遗址东部揭示的唐代大型院落具有寺院类建筑的中轴线结构布局。在唐代和宋代河道内出土的石雕佛像，以及宋代河道内和明代桥墩内出土的大量的宋代风格的文字砖，均显示了遗址在唐宋时期有寺院的存在，这与文献中的记载极其吻合。

“黄泗浦”三字，最早见于日本真人元开撰写于公元779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其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鉴真和尚第六次从“黄泗浦”东渡日本的过程：“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十一月）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靠前舟前，仍下矴留。十六日发。”这段文字不仅表明鉴真在黄泗浦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并且最终从黄泗浦出海，也佐证了黄泗浦在唐代即为出海港口。黄泗浦遗址诸多唐代时期遗迹的揭露和大量遗物的出土，为实证鉴真从黄泗浦东渡启航提供了重大线索。

16 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

发掘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市考古所

辽代帝陵考古是辽代历史和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辽代有两座帝陵（显陵和乾陵）位于医巫闾山，但具***置不详。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金毓黼亲自深入医巫闾山实地踏查，他认为北镇琉璃寺遗址就是东丹王陵。1970年北镇龙岗子村果园内意外发现两座大型辽墓，出土墓志证实北镇龙岗子村是辽代乾陵的陪葬墓区。1980年，锦州市文物普查队发现了新立辽代建筑遗址、琉璃寺西山遗址等。上述发现为医巫闾山辽代帝陵专项考古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2～2013年，按照辽宁省文物局的部署，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开展了医巫闾山辽代重要遗存考古调查。两年间陆续发现了偏坡寺、骆驼峰、坝墙子、石板道、三道沟瞭望台等一批辽代遗址，结合以往发现，初步确定医巫闾山东麓的二道沟和三道沟地区为辽代帝王陵区。

201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医巫闾山辽代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4～2018年）》并于同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按照工作计划，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镇二道沟和三道沟地区有序开展了地面踏查、人工钻探、遥感调查等考古工作，重点对新立辽代建筑遗址、琉璃寺遗址和两处墓地（洪家街墓地、小河北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北镇新立遗址

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桃沟村民组西北约100米的黄土台地上，在北镇市区西北约8公里。这里地处医巫闾山中段东麓的“三道沟”沟内，遗址所在黄土台地背倚骆驼山，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季节性小河，周围群山环抱，风景殊绝。

经过全面勘探发现，台地北部有一组大型建筑址，南部为规模较小的附属建筑。北部建筑址的西南侧发现一座巨型墓葬（编号新立M1），全长84米；建筑址北侧发现一座大型墓葬（编号新立M2），全长约44米。两座墓葬与建筑址紧密相邻，最近处均不足10米。

此次发掘揭露出一组较完整的辽代四合院式建筑基址。它由正殿、殿门和四周廊庑围合而成，建筑外部环绕一周露明的排水通道，整个建筑朝向东南。

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瓦件绝大多数为绿色琉璃质，证明该四合院建筑为一座满铺绿琉璃瓦的高等级建筑。正殿周围出土了大量铺地花斑石残块，这种高级石材一般仅用于皇家宫殿和陵寝建筑。正殿之上还出土了一些玉册残块，有契丹小字和汉字两套。遗址东侧的坡地上出土了一件雕刻精美、造型浑厚，具有皇家气派的大型石螭首。

此次发掘的北镇新立遗址四合院建筑与巴林右旗辽庆陵三座陵前主要殿址进行比较，它们的朝向、平面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出土的兽面瓦当、檐头板瓦、筒瓦、板瓦等绿琉璃建筑瓦件高度相似，遗址出土了玉册、大型石螭首等高等级遗物，由此证明北镇新立遗址四合院建筑就是辽代帝陵玄宫前的祭殿。辽代显、乾二陵均葬于医巫闾山，但只有乾陵与庆陵前后相继，结合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瓷器等遗物的时代特征，我们认为北镇新立遗址四合院建筑就是辽代乾陵的陵前祭殿。

琉璃寺遗址

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西北约3 公里的山谷中，东南距北镇市区约9公里，东距新立遗址约3.4公里，西南距医巫闾山最高峰——望海峰约1.8公里。这里属于医巫闾山中段东麓的“二道沟”，遗址座落在二道沟最里端的山洼内，掩藏在深山密林之中，平均海拔660米。遗址四周筑有石围墙，平面呈不规则形，门址位于东南，面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内有两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的前、中、后三个人工台地（三进院落），在中、后部院落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此次发掘了遗址中轴线上的两个建筑台基，分别编号为一号建筑台基（TJ1）和二号建筑台基(TJ2)。TJ1和 TJ2这两座建筑台基均为单体建筑，其方向完全相同，两者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呈前、后殿的布局。

一号建筑台基位于后部院落的中前部，朝向东南,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2、东西宽26.4、高约0.62米。上层台基平面呈方形，边长19.1米。两层台基的周壁均用加工规整的条石包砌，台基内部填夯黄土。台基顶部现为林地，未能发掘。

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瓦件有棕红色琉璃质、绿琉璃质、三彩质、灰陶质等，种类多样。还出土了大量石构件，包括石栏板、石螭首和石狮首等。石构件专门选用石质细腻的青黑色石材，雕刻细致，工艺精湛。石螭首和石狮首为台基上缘的装饰构件，刻画生动，造型各异。石栏板为双面高浮雕，题材广泛，有的饱含生活气息，有的富有神秘色彩。

经与新立遗址和辽庆陵殿址进行比较研究，结合琉璃寺遗址所在位置，我们认为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

洪家街墓地和小河北墓地

洪家街墓地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富屯村洪家街村民组西北，距离北镇市区约5公里。小河北墓地位于洪家街墓地西南约600米处，两者紧邻。这里地处三道沟沟口，洪家街墓地距离三道沟沟内的新立遗址约2.8公里。

两个墓地近年来都多次遭到盗掘，并还有再次被盗的风险。此次结合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工作，对它们进行了全面勘探和主动发掘。经过勘探，洪家街墓地一共发现墓葬5座，目前发掘了其中4座；小河北墓地发现墓葬5座，发掘5座。

已发掘的这9座墓葬早年均已被盗，其中几座近年又遭到野蛮破坏，但是仍有重要收获。最重要的是共出土了4合较完整的墓志，从而明确了这批墓葬的年代、性质和墓主人身份。洪家街墓地出土墓志3合，证实了该墓地就是辽代大丞相耶律隆运（韩德让）的家族墓地，是辽乾陵的重要陪葬墓地之一。此外，墓地还出土了壁画、陶瓷器、金属器、木器、玉石器等一批珍贵文物。小河北墓地出土墓志1合，墓主人为耶律弘义，是辽代卫王耶律宗熙之子、齐王耶律隆裕之孙、辽景宗的曾孙。由此可知该墓地应为齐国王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也是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重要陪葬墓地之一。

医巫闾山辽代显、乾二陵的准确位置和范围，自金元以来的文献记载就语焉不详，逐渐成为历史谜团。通过此次考古工作，基本上解决了这个沉封数百年的问题，极大推动了辽**古学和辽金史学研究。

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发现，填补了辽代帝陵考古和辽代陵寝制度研究的空白，对于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也有重要价值。辽乾陵是辽代中期帝陵，它承上启下，是辽代陵寝制度发展演变中关键的一环。辽乾陵开创的以一组四合院建筑作为帝陵玄宫前祭祀建筑的模式，与唐、北宋以及辽代早期以一个单体建筑（献殿）作为玄宫前祭殿的做法有显著区别，突出了朝拜祭祀仪式的重要性，并且被明、清两代帝陵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辽代陵寝制度在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地位。

医巫闾山帝陵在辽代全部五座帝陵中占据其二，尤其是辽乾陵修建于辽代鼎盛时期，是辽代帝陵遗址和辽代文明的精华所在。此次发掘揭露了一批辽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和文字资料，为辽代官式建筑、皇族谱系、丧葬制度、手工业、对外交流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7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张家口奥运村内，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西距崇礼县城20公里，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遗址文物保护工作，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太子城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顺利实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等单位自2018年5月起，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第二年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太子城遗址经勘探与发掘确认为一座平面为长方形的城址，南北400、东西350米，方向158°，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现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墙外有护城河,其中西墙有2道，东西间距50米。城门目前仅发现南门1座，门外有瓮城。城内钻探与发掘共确认建筑基址67座，道路14条，排水沟2条。

太子城遗址2018年共发掘6500平方米，对城址南门、9号基址、三号院落、一号与二号院落南院、东南角、城西外基址等6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城址南门、9号基址、三号院落呈南北轴线分布（与东西墙方向一致，158°），南区核心9号基址是太子城内单体面积最大、台基最高、规格最高的基址，北区以三号院落为中心，南北区以东西向道路相隔。 2018年南门地点主要对南门内侧道路进行清理，基本搞清南门进入太子城后的道路情况，确认南门与9号基址间共4条南北向道路相通；另对南墙与瓮城东墙进行解剖，搞清了太子城城墙与瓮城墙的营造方式。9号基址重点对台基本体进行了解剖，确认其存在前后两期营造过程，第二期在靠前期的基础上向南扩建，同时柱网结构进行了大改动；另外对其西北侧的10号基址进行揭露，明确其与9号基址有道路相通，应为9号基址的附属亭式建筑之一。三号院落的全面揭露明确其由南北两院组成，总长南北105.38、东西46.7米，两院间有隔墙。南院由南向凸字形主殿（东西32.2、南北21.4米）、东配殿（东西8.9、南北13.28米）、西配殿（东西8.74、南北13.23米）、后殿（东西13.97、南北9.47米）组成；北院由三组基址群组成：靠前组（南部）由中部长条形基址（东西29.45、南北6.81米）与西侧长方形小基址（东西6.57、南北6.19米）组成，其中中部基址上有灶2座；第二组（中部）为东西面阔十间进深一间，南侧带廊的建筑基址（东西42.71、南北9.64米），基址上有灶4座；第三组（北部）为东西并列的4座长方形小基址（南北5.98—6.6、东西5.3—5.45米），其中在靠前、第三、第四座基址（自西向东顺序）上各有灶1座。一号与二号院位于三号院西侧，规模与布局完全相同，与三号院相似，但规模较小，南院由南向凸字形主殿与西配殿组成，北院由1座长条形基址与2座长方形小基址组成。城址东南角发掘确认，其形制为东墙与南墙直接相交，未发现角台及附属建筑。城西外基址位于城西约690米，扼太子城西谷口，为城外戌守遗迹。

太子城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鸱吻、嫔伽、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绿釉建筑构件、铜铁构件、瓷器、鎏金龙形饰）等，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字，部分螭吻上刻“七尺五地”、“□字四尺五”、“天字三尺”等。瓷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已发现刻“尚食局”款18件，另有仿汝窑青瓷盒、黑釉鸡腿瓶罐等。铜器有坐龙、铜镜等残件。

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垂（戗）脊兽与北京金陵M9（1189年以后）出土同类器形制相同，嫔伽、凤鸟、兽面纹瓦当、连弧纹滴水与黑龙江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1173年以后）、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1172年以后）出土器物基本相同，白釉“尚食局”款瓷器与河北曲阳定窑窑址金代后期（1161年以后）出土器物完全相同，故可以确定：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1161—1234年）。

太子城遗址规模小，但城内建筑规格很高，未发现商业、民居、戌守等一般类型与军事性质建筑。遗物中“尚食局”、“内”、“宫”等器物集中出土，体现皇家性质。据《金史》载，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与五年曾驻夏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县治位于现太子城东南18公里）的泰和宫，这与太子城在时代、性质、位置、规模与等级上高度契合，且经考古调查，太子城是金代龙门县较早具有皇家性质的城址，故可以推测太子城即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

太子城遗址是靠前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有重要意义。编号“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对金代官式建筑研究有重要帮助。 “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的组合对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研究有重大推进。

太子城遗址发掘十分重视多学科合作研究，已分别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签订课题合作协议，共同对遗址进行环境考古、物探、遥感、建筑复原、出土品成分测定、文物保护等课题研究工作，同时与各高校合作进行动植物考古、三维数字化、地理信息系统等研究，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18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一、遗址简介

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行政隶属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在13世纪宋蒙（元）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八柱”之一，雄关高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居高临下、凭山控江，实为巴蜀要冲；合城军民“婴城固守，百战弥厉”卅六载，竟“以鱼台一柱支半壁”河山，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

范家堰遗址为南宋衙署建筑遗存，位于钓鱼城西部的二级阶地上，地处弧形山坳地带，背倚钓鱼山，面朝嘉陵江，南依薄刀岭，北邻马鞍山，与牟山、***寨隔江相望，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06°18′24.7″，北纬30°00′25.9″，海拔293米，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阶梯状分布，被景区旅游步道分为东、西两部分。

2017年8月～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2016年、2017年获批任务合并发掘），因范家堰遗址为衙署遗址，遗迹分布密集且规模大，故在原有发掘面积基础上适当扩方，新发掘清理房址、灰坑、排水沟、墙、道路、门等各类遗迹59处，补充清理前三个年度揭露的遗迹46处，出土陶、瓷、铜、铁、石等器物标本644件。

二、发掘成果

（一）衙署建筑遗迹

衙署建筑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两部分，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和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H1为中心，环绕分布门屋、亭榭、高台建筑、截洪沟及券顶涵洞等；此外，衙署排水系统保存较好，规划科学合理，极富特色。

1.办公区

平面形状近凸字形，长约110、宽约34～72、高差约22米，面积7000余平方米，方向320°。外部以高大厚重的夯土包石墙围合，内部以府门—中院—设厅—后堂为中轴线，轴线两侧为规模略小的相关附属建筑。

（1）围墙

围墙是绕衙署办公区一周的夯土包石墙，长308、宽1.4～3、残高0.5～3.2米，内、外石墙以楔形条石丁砌而成，逐层收分，外墙修凿为平整斜面，石墙间以粘土夹石块层层夯填。围墙外部环绕排水暗沟。

（2）中轴线建筑群

中轴线建筑群是衙署办公区的核心建筑，为一组四进院落，自前至后为府门、中院、设厅、后堂，以踏道、甬道相连。

府门  F18平面形状为略不规则的长方形，前窄后宽，面阔21.56、背宽22.66、进深9.18米，方向315°，与中轴线其余建筑方向存在约5°偏差。残存柱础、磉墩、地栿石等，柱础为方座覆盆形，磉墩以长方形石板铺成，地栿石为修凿规整的长条石。府门F18应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后设廊的歇山顶建筑。府门前踏道L10与府门同宽，残存5级。

中院  F29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面阔32.40、进深22.60米，包括仪门、前厅、厢房、天井和戒石亭等。仪门位于前厅中部，门道宽2.60、进深0.75米。前厅平面呈长条形，残存10个柱础、6个磉墩，仪门两侧房屋均面阔4间。两侧厢房位于中院左右两侧，平面呈长条形，扰毁严重，均面阔5间。前厅、厢房内侧有廊庑。天井由前厅、厢房、廊庑等围合而成，以长方形石板墁地，四角各有一处八角形夯土包石基座，边长0.80、残高0.10米。中院应为三合院，入口为仪门，前厅、厢房及廊庑为衙署办公区域，八角形基座应为戒石亭基座。

设厅  F15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面阔23.50、进深 11.28米。残存方形磉墩14个，以2～3块长条石并列平铺构筑，地面以灰色或灰红色的陶制方砖墁地，方砖边长36、厚4.5厘米。设厅F15为中轴线主体建筑，推测前有月台，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前后设廊的庑殿顶建筑，房内部分可见金砖墁地。

后堂  F43规格最高，所用石材均打磨光滑，大部被步道占压尚未发掘，后堂的东北角残存四个方座覆盆状柱础，顶面浅凿柱心定位十字丝。依据发掘现状推测应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面阔20.99、进深9.22米。

后堂与设厅之间有两个沿中轴线对称的长方形景观水池H26、H27，长4.26、宽1.45、残深1.20米，以打磨平整光滑的长方形条石砌筑，无入水口，水池之间有暗沟相连，通过镂空排水孔连接衙署排水系统。H26上部残留有石雕神兽和莲花纹镂空排水孔。

（3）附属建筑

办公区的附属建筑主要分布于中轴线建筑群的左右两侧，规格相对较小。

右侧附属建筑揭露不多，较为重要的是府库F47，长8.05、宽4.95、残深约4米，方向225°，为竖穴土坑石构拱券门券顶建筑，两扇石门保存状况较好，制作精细。

左侧附属建筑前部全部揭露，由低到高为F4、F6、F17三级高台建筑，以踏道相连，保存状况不佳，仅F17保留少量铺地石板、柱础石及地栿石等。F55位于平台F4南部边缘，依围墙Q6而建，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长约11.04、宽约6.96米，方向302°，东端中部有一长方形夯土石构平台，高出地面约0.4米，地面中部以陶制方砖铺地，推测可能为祭祀性质建筑。

2.园林区

位于办公区左侧，平面形状近梯形，长约120、宽约32～52、残高约1～4米，面积近4000平方米。该区域以大水池为中心，西端有门屋，北部、东部为大型高台建筑，东北端于天然巨石上建亭榭，西部、南部为环绕大水池的截洪沟和券顶涵洞。

大水池  H1长53.20～69.00、宽15.00～30.40、最深处残约3米，面积近1400平方米，容积逾4000立方米。西部、南部以夯土包石墙Q2、Q5构筑池壁，北部、东部以F1、F16等建筑的高台作为池壁。

门屋  F2位于园林区最前端，为出入该区域大门，兼具房屋作用。

高台建筑  F1、F16等均为临水所建大型高台建筑。

亭榭  F54建于大水池H1东北角天然巨石之上，残存方形柱础及础槽6个，呈正六边形分布，推测可能为六角亭或圆亭。

截洪沟  G8位于大水池H1南部，长86.34、宽1.50～2.20、残深1.20～2.10米，以夯土包石构筑，部分錾凿山岩而成。该沟主要用于防止山洪冲刷、淤填大水池H1。

涵洞  CM1为石构券顶涵洞，起券所用条石截面均为五边形。

3.排水系统

范家堰遗址地面建筑毁坏不存，但排水系统保存较为完好，规划科学合理，有明沟、暗沟、蓄水池、沉砂池等，纵横交错，有机的连为一体，迅速将雨水排出，避免积水。

（二）重要遗物

遗址出土遗物众多，比较重要的有铁雷、铜棋子、铭文瓦、青白釉瓷器等。H1、H27中各出土了一枚铁雷，这是范家堰遗址乃至整个钓鱼城首次发现***武器，在奉节白帝城也有发现，说明***武器在宋蒙（元）战争中的使用可能已较为普遍。铜质象棋子两枚，分别为“卒”、“砲”。铭文瓦发现有“淳……”、“大宋……”、“隆興二年……”、“合州巴川……”“……修職造”、“五通山王土地”等铭文。出土青白釉瓷器较为精美，多为印花芒口碗、斗笠碗等。

三、学术意义

我们对范家堰遗址为南宋衙署的判定主要基于以下四点：一是建筑遗迹的规格形制、空间布局特征和《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所绘衙署基本吻合；二是从整个钓鱼城的空间尺度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在对敌的后方，有利于保护衙署安全；三是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城墙迎敌面面向城内，多重防御敌人进入衙署所在区域；四是范家堰遗址北部的古地道遗址为蒙（元）军“地突”战术所掘地道，目标应该是突袭衙署等指挥中心。

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余玠纳播州二冉之策修筑钓鱼城，并移（合州）州治于钓鱼山，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王立以城降，（李德辉）徙其民复旧治所，但（忽必烈）仍令东川行枢密院调兵守钓鱼山寨。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应该与该时间段内迁移到钓鱼山上的合州州治密切相关。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推断，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总面积近150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较早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署，发掘出土了极其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发展、古建筑研究、古代火器及宋蒙（元）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是钓鱼城宋蒙战争山城遗址的核心，为钓鱼城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9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明中都位于安徽省凤阳县，该城洪武二年诏建，洪武八年罢建，营建历时约六年，罢建时已“功将完成”，城市轮廓初现。2015年以来，为配合凤阳县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对明中都遗址开展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承天门遗址发掘是近年来明中都考古的重点之一，已取得重要收获。

承天门是明中都城第二道城墙“禁垣”的正南门，建造于洪武初年，明清易代后，于乾隆二十年和禁垣、钟楼等同时被扒拆，取砖用于修筑凤阳府城。2003年，为配合明中都皇故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承天门遗址进行过小面积试掘。2015-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承天门西、中、东部开展揭露发掘，基本了解到承天门遗址的形制、布局、建筑工艺和兴废过程等信息，前后发掘面积共计约1800平方米。

一、承天门城台的结构

发掘显示，承天门城台呈长方形，与中轴线垂直，约为磁北方向99°，子午方向93.6°。依土衬以上的墙体实计，城台底部东西长共95.2米、南北进深约22.85米。三个门洞位于城台正中，东西两侧门洞的宽度约为4.55米，中间门洞宽度约为5.12-5.17米，与午门中间三个门洞的宽度基本相等。三个门洞的南部均发现疑似封堵迹象。承天门城台的东西两个墩台为内夯土芯外包砖的结构，包砖宽约4.8-5米，包砖内半部以泥浆粘合，外缘以灰浆粘合。夯土以黄花土夹砖瓦层的形式夯筑，每层先以碎砖瓦铺底，再堆土平夯，连砖瓦每个夯层厚约25厘米。城台土芯现保存高度约2.5-3米，计有10-12层夯土。所夹砖瓦主要为残碎的大城砖、琉璃瓦、素瓦和少许琉璃砖。

城台两侧连接有城墙，即应为“禁垣”墙。城墙遭扒拆严重，从残迹看，墙宽6.65米，全为砖砌。在距离城台约5米处的两侧城墙上各设一偏门，基本对称分布，两门洞宽度均约3.93米。

承天门城台、“禁垣”墙砌筑在同一个平整坚硬的夯土平台上，夯土平台高约0.7米，由3层夹砖瓦夯土夯筑。该夯土平台下挖有基槽，城台与两侧城墙在挖基槽和筑夯土平台时均是整体开挖并同时夯筑。经解剖发现，基槽的宽度略大于城台和禁垣墙，各边宽出约2-3米，基槽深约0.8米，内含4层夹砖夯土。夯土平台范围略超出基槽，边缘呈漫坡状。

夯土平台的南侧发现有一条水沟，沟宽1-2米，推测是修筑城台与城墙时临时挖掘的排水沟，在城门完工后填平。水沟一直向东西两边延伸，在东部与城台东侧的一处建筑院墙外的水沟连接为一体。城台西北侧还解剖发现到砖砌的排水沟渠，东西向，砖壁嵌入城台底面下的夯土内，表明其是在修筑城台下夯土平台时同时砌建的。

承天门的城台北侧发现两条由红色砂石包筑的夯土带，垂直于承天门对称分布在城台北侧两端。东、西夯土带依包石外壁计分别宽为10.3米和10.7米勘探发现此夯土带一直向午门延伸。两条夯土带外边壁以内共宽92.8米，内壁间距71.8米，正对应午门两观，可能是延伸向午门的廊庑式建筑的夯土基础，这种设计可见于北京故宫的天安门（明代承天门）与午门之间。

二、承天门东侧的院落建筑分布与结构

在承天门东侧发现一处院落，该院落方向约为磁北方向10.1°，其西院墙西距承天门城台东边缘17.1-17.5米，墙宽约1.2米。墙以夯土为墙体，两面墙根部用小砖错缝平铺砌建，其上墙体两侧仅以薄砖贴面，贴面砖侧立贴于夯土墙面上，每两块面砖之间以一块立砖丁砌嵌入土墙内，上下层错缝铺贴。

该院墙建造年代早于承天门和禁垣，其南墙应是在修建禁垣墙时被拆掉，并在原南墙的内侧位置重新筑建了南墙，重建后的南墙与承天门城台南边缘应在同一直线上。从残迹推测出重建后的南墙宽度约2.4米，其应与城台东侧的禁垣墙相接并合为一体。局部解剖发现承天门城台及禁垣墙下的夯土平台在院墙的西侧叠压了西院墙的墙脚，平台以下的基槽则紧贴着院墙西侧开挖。院落原南墙外修建有一条沿墙的排水沟，沟南部由于是遗址公园的南墙而未发掘到沟的南壁，沟的北壁有用砖垒砌的驳岸，沟底经过加工，有较平整石灰面，且在原南墙与沟之间的地面上有砖铺散水。

重建南墙应与修建禁垣墙同时，其建造工艺也同于承天门和禁垣。拆除原墙后挖出基槽，基槽南北宽度约5.9米，深约0.6米，槽内夯填3层夯土，夯层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每层厚20-25厘米，但较城台和禁垣墙松散，用砖较少。基槽填平后又在原生土面上夯垫了两层夯土，形成平台，再于其上修筑院墙。基槽上共有两个夯层，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夯筑，层厚18-20厘米，厚度共约0.4米。填筑夯土时在原院墙西墙南端和南墙处对原墙基垫层进行了削挖，原墙基仅存了外缘少许部分。

在发掘区的东北部，还发现有一处与院墙连接的房屋基址，房址南北向，西墙外壁与西院墙外壁在同一条线上。房址东西通进深为8.46米，南北长度超过16.37米。从残存的三块柱顶石可知房屋进深为两间，其最南一间的面阔约为4.2米。该房址可能为该院落的门房，或沿墙的偏屋建筑。

三、其他晚期建筑遗存

承天门遗址发掘中还发现了明代晚期至近代的一批生活遗迹，有水井、道路、房址、灶址、排水沟、窖穴等。房址主要分布于城台西北、西侧与西南侧，沿城台分布，发掘揭示这些房屋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变迁，局部存在四五层墙基相叠的现象。从叠压关系和出土瓷片等遗物看，这些房址多应为明代中晚期至清代前期的建筑，在城台扒拆之前均已遭毁弃。发掘还发现了两条道路，皆废弃于城台扒拆时。其中一条路从北向南穿过城台西侧禁垣上的偏门，道路经长期使用而不断累积垫高。另一条路呈西北—东南向，一端从城台东北角向西北方向延伸，似为朝午门方向而去，另一端向东南至禁垣墙前再沿墙内侧向东延伸，该路未通向东偏门，依此推测，东偏门可能在罢建后被封堵，仅留西偏门作为出入禁垣城的主要通道。

四、承天门出土遗物

承天门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是砖、瓦、石等建筑构件，和少许明清瓷片。城砖主要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城台内的瓦包括龙纹、凤纹、兽面纹瓦当、滴水、筒瓦、板瓦等。其中约三分之一为琉璃瓦，三分之二为与琉璃瓦形制相同的灰色素烧瓦。琉璃瓦颜色主要有红、黄、酱、绿等色。东侧院落倒塌的西墙两侧发现了大量灰色素面小瓦，与城台内出土瓦件迥然有别。出土的瓷片大多发现在城台周边的房址区域，以青花瓷片为主，年代为明中晚期至清代，部分瓷片底部有花押款或“成化年制”等年号款识。

五、承天门遗址发掘的意义与价值

承天门在“明初三都”中均是中轴线上重要的礼仪建筑，是“五门三朝”制度的组成部分，明北京的承天门即是现在的天安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明中都承天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整地了解到了承天门门址及其周边相关遗迹的布局，如城台、城门、禁垣墙及城台东侧院落、沟渠、条石包筑的夯土带等的分布；较大程度地了解到了承天门遗址的建造工艺，包括建造程序、夯土结构、包砖砌筑方式等信息；基本理顺了承天门的建设、使用、扒拆、破坏和再利用的过程，为逐步厘清明中都中轴线上的建筑布局、复原明中都兴废的动态图景积累了重要资料，同时也对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发掘中对建筑材料、建筑方式区别的观察，对建造工艺演变规律的探索，或可逐步揭示出明中都建筑中的等级秩序和摸清明中都城址的营建时序，为明中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空间。

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设计一脉相承，明中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工艺上承宋元、下启明清，开创了一代新的制度。明中都承天门的营建较南京承天门时间相当或略早，其采取的中间三门洞、两侧禁垣上各开一偏门洞的“3+2”式门洞格局是一种创新，应对于南京、北京两都承天门的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初本。同时，城台东侧的院落的发现为探寻文献记载中的“中书省”建筑群提供了线索。

20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发掘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经远舰”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南边海域。2014年夏，水下考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该处发现一艘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很可能为中日甲午海战时沉灭的“经远舰”。2017年庄河甲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 2018年7—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展铁质沉船遗址专项调查工作，最终证实为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

调查前期，考古队运用多波束声呐获取海底残存舰体影像，按其形状与结构推断为“经远舰”水线处的防护装甲 “铁甲堡”，并初步判定为倒扣状态。随后在遗址右侧进行抽沙，相应发现呈倒置状态的排污水管口，由此确认整舰为上下倒扣的埋藏状态。经过科学分析，调查工作目标决定为寻找右舷舰铭牌上，并用差分GPS精准定位，最终在连续抽沙20多天后在泥下5.5米深度找到“經遠”舰铭牌，由此确证为北洋海军在甲午黄海海战一役中沉灭的“经远舰”。随后，考古队又对沉舰其它重要部位进行局部解剖，陆续发现并确认了艏柱、锚链、舷窗、登舰悬梯、排煤渣口等部位，并收获一批重要沉舰文物。在工作结束之前，考古队对舰铭牌进行了必要的保护与回填，并采用牺牲阳极的办法沿舰体外壁加装锌块，以此延缓海水对铁舰的腐蚀。

经考古确认，舰体残骸呈上下颠倒翻扣在海底，舰艏东北向，由艏至艉倾斜2～3°，总体残长80米，宽12米，泥下最大埋深达6.4米。“经远舰”沉灭后遭受长期破拆，底舱已被抓损殆尽，由于舰体翻扣，底舱上面的生活舱室及甲板上的武器装备反而保存下来。由于舰体前后倾斜，舰体最前端已破坏到生活舱，舰体后半部的生活舱未遭破坏，舱室甲板还有保留。整体而言，“经远舰”大约3米高的生活舱室、2米高的甲板舷墙，也包括甲板面上的舰载武器，总计约5米以上的舰体得以幸存下来。现存状况要远好于“致远舰”（仅存一点底部舱室，约2米高度）。

本次调查出水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质各类遗物标本500余件，种类丰富。包括锅炉、斜桁、舷窗、舱门、铁甲堡衬木等舰体结构；毛瑟****、转轮****、3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等武器装备；以及锉刀、扳手、旋柄、冲子等修理工具；鞋子、皮带、烟袋等个人物品。此外，遗址中还发现53毫米格鲁森炮弹、120 毫米炮弹引信等，均不见于“经远舰”出厂档案，为海战爆发前为加强艉部火力而紧急添置的武器。

“经远舰”由德国伏尔铿(Vulkan)船厂建造，1887年底回国后编入北洋海军，管带（舰长）林永升。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在黄海北部大东沟海域爆发，“经远舰”遭到日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围攻，全舰官兵在管带林永升的率领下毫无惧色，奋勇接战，至死不升降旗，战至最后绝大部分官兵与舰同沉，少数人员因游至老人石得以幸存。

此次“经远舰”的发现，首先是平息了“经远舰”沉灭地的争议。在此之前，沉灭地有大鹿岛、庄河、海洋岛等多地的分歧，而此次随着 “經遠”铭牌的发现，就此确证“经远舰”沉灭于庄河老人石（旧称虾老石）的南面，与民国《庄河县志》的记载“舰在虾老石东八里许”基本吻合。

“经远舰”调查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目前惟一发现的北洋海军舰铭牌，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首次得以明确。同时，“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的最早案例之一，它的发现为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此次水下考古调查摸清了整个沉舰的残存情况、埋藏状态、遗物分布等诸多信息，可以借些还原激烈海战的一些细节，铭记历史教训，催人奋发图强。

水下考古调查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开展工作的成功案例，综合运用多波束海测、差分定位、水下三维声呐成像等技术方法，实现了水下抽沙精准定位、沉舰全景与“經遠”铭牌局部的三维声呐成像，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研究与展示工作提供借鉴。

甲午海战是木质风帆战舰被蒸汽机装甲战舰取代以后的靠前次大规模海战，是世界各国海军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其交战模式、舰体结构、火力配备等等一直是后世关注与研究的重点，战后直至二战时期，巨舰重炮成为世界海军发展的趋势。同时，甲午海战也是中日近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改变了中国、东亚的政治格局。加强北洋海军沉舰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世界海战史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