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佟麟阁路的佟麟阁纪念雕塑

丰台大红门附近的佟麟阁中学

■杨 征

前不久是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殉国80周年的日子（佟麟阁于1937年7月28日壮烈牺牲）。作为抗日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佟麟阁的英勇事迹一直激励着人们。在他奋战的地方——北京，后人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不仅为他建墓园，还以他名字命名道路，最近几年，还有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以他的精神激励学生们。

如今，佟麟阁的英勇故事广为传颂，但其生活细节却鲜为人知。佟麟阁生前在北京生活了数年，乐善好施的他曾在东裱褙胡同和东四十条都有寓所，以供亲朋好友居住。

当年，佟麟阁在东四十条的院子因规模庞大被人们俗称为“大红门”，而他壮烈牺牲之处，同样也叫“大红门”（位于丰台区，这一带因元明清时期皇家苑囿南苑的大门即大红门而得名），这也为佟麟阁的传奇一生增添了些许悲壮。

如今通过佟麟阁后人的讲述，为人们还原佟麟阁当年在北京生活的情景，并揭秘佟麟阁身故后，其棺椁埋在柏林寺的一段秘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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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高阳到东裱褙胡同

对当今很多人来说，提及抗日将领佟麟阁，首先想到的是位于西城区的佟麟阁路（通州也有佟麟阁大街）。这是一条南北向的路，原名南沟沿。佟麟阁路是北京为数不多的用具体人名命名的道路之一。

佟麟阁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位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佟麟阁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之职负责军事指挥。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他下达了誓死抵抗的命令：“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京发动猛烈攻击，并进犯南苑，佟麟阁死守南苑，在战斗中，佟麟阁以身殉国。二十九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亦在当日壮烈殉国。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冯玉祥的提议下，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北平城内的北沟沿和南沟沿分别以赵登禹和佟麟阁两位将军的名字来命名。同时还将位于东城区的铁狮子胡同更名为“张自忠路”，以纪念同样为抗日捐躯的张自忠将军。

如今，佟麟阁路两旁绿树成荫，周边显得安静祥和。一如佟麟阁生前的品行：为人谦逊安详。当年佟麟阁在军中常拜读儒家经典，并用儒家的思想精髓来治军，同时他也用这些标准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因此，佟麟阁在军中有“儒将”的称号。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佟麟阁路北口，竖起了一尊纪念佟麟阁的雕塑，这是一尊怀表造型的雕塑，怀表上镌刻着他牺牲的日期和时间，整座雕塑通高1.937米，表链由77个铜环组成，寓意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7月7日。这座新雕塑，成为佟麟阁路上的一处颇具纪念意义的新景观。

佟麟阁生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年，冯玉祥曾将基督教的教义引入二十九军军中，从那时起佟麟阁便皈依了基督教。巧合的是，在这佟麟阁路的南端便有一处基督教堂——中华圣公会教堂，这座教堂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华北地区兴建最早（建于1907年）、也是最大的教堂。

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分别位于西城区和东城区，这两条道路的命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这两位将军当年在北京的故居在这一带，因此选择故居附近的街道来命名。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恰好相反。张自忠路在东城区，而张自忠当年在北京的居所，却在西城区的府右街附近，佟麟阁路虽然在西城区，佟麟阁的故居却是在东城区的东四十条。

从这里开始，就要介绍佟麟阁在北京生活的诸多细节。

佟麟阁的故乡是河北省高阳县。高阳县位于前不久新成立的雄安新区西南，距离保定市区不到30公里。这里自古便多悲歌慷慨之人，曾涌现出许多忠义之士，比如明末清初时曾声震辽东的督师孙承宗。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率领清军进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领家人守城，但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城破，七十六岁高龄的孙承宗自杀。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全部战死，孙家此战死难者共四十余人。

1892年，佟麟阁就出生在这片英雄辈出的热土上。年少时他曾目睹八国联军对家乡的侵扰，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拼尽此生来报效国家。1911年10月，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北方的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响应革命，举行了滦州起义。次年清帝退位，时任备补军左路前营营长的冯玉祥在景县一带招兵，当时在高阳县衙门从事文书缮写工作的佟麟阁听闻此消息，决定投笔从戎。佟麟阁也由此开启了他的传奇一生。

入伍不久，冯玉祥的部队回到北京，并先后驻扎在南苑、三家店等地，佟麟阁与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随后，佟麟阁随部队转战南北，屡立战功，深为冯玉祥器重，成为冯玉祥麾下的得力干将。

1930年佟麟阁随军从山西迁居北京（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佟麟阁奉冯玉祥之命，在西安建立新一军），购置了东裱褙胡同14号院，住进了北京。

说起东裱褙胡同，还有不少故事。在北京城，东裱褙胡同是一处文化气息浓厚的胡同，这里距离明清两代举行会试的贡院只有一步之遥，当年这里有不少为应试举子装裱字画的店铺，因此而得名“裱褙胡同”。这条胡同以南北向的闹市口为分界线，分为西裱褙胡同和东裱褙胡同。西裱褙胡同曾居住过明代著名戏曲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胡同内还有一处“忠肃公祠”，里面奉祀的正是明朝正统年间保卫北京城、抵御瓦剌入犯的大将于谦。而东裱褙胡同除了佟麟阁一家外，著名画家徐悲鸿后来也曾在此购置过房产。

不过，由于佟麟阁常年征战在外，他并未在东裱褙胡同的宅院常住。这处宅院多数时间都是他的父母、子女以及他唯一的一个胞弟佟禄阁居住。

佟麟阁乐善好施，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父老乡亲，更是关爱有加。当年佟麟阁回到老家高阳县边家坞村，看到乡亲们吃水困难，便自己掏钱为村里打了三口井，并且还专门买了几头牛，作为“共享耕牛”，不向乡亲们收一分钱，谁家需要直接牵走用。对于家庭特别贫困的乡亲，佟麟阁直接资助每户三块银元。出于更长远的考虑，佟麟阁还在村里建起一座小学，并为入学读书的孩子们赠送校服。

佟家在东裱褙胡同这处住房，也经常会和他的一些亲戚们“共享”。由于人口越来越多，佟麟阁后来又在东四十条花了十万大洋购置了一套较大的院落，即东四十条40号。

从东四十条“大红门”到丰台大红门

当年，东四十条40号（今113号）的那座宅院规模非常大，此宅的大门也被街坊四邻们叫做“大红门”。在这座宅院中，佟家和彭家（佟夫人）的亲戚，再加上保姆、佣人，上下一共有几十口人。

多年以后，佟麟阁的后人描述了当年这座院落的布局：从东四十条进入大门后，右手边是客房，那里曾经为佟府司机居住。向北则是一套标准三合院，其中东房为佟麟阁父母居住，正房内是一大一小两间客厅，西侧则是为全院上下四十多口人做饭用的大厨房。院内种植有两棵核桃树，为整个院落平添了几分绿意。客厅再往后是二进院，那里是一座二层的小洋楼，当年佟麟阁夫妇就住在二层。

佟麟阁平日里喜欢写大字、骑马等活动，也没有吸烟喝酒等不良嗜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将”。佟麟阁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当年在这座小洋楼里，他收藏了不少摄影器材。小洋楼的后面还有一排平房，佟麟阁殉国后，佟夫人因触景伤情而不再住小洋楼，而是一直住在这最后一排小平房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佟麟阁在南苑大红门一带抵御日寇。根据当年二十九军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张寿龄先生的回忆，“二十八日晨，敌更由通县、丰台调集陆空大队，攻逼南苑。当时驻守南苑的，除骑兵留守部队及三十八师特务旅之少数部队外，余则为军训团及军事教育机关共约两千余人，佟将军即率以上之部队英勇迎击，一部在外围与敌交冲，一部在内固守，已经保定了‘与防地共存亡的决心。’日寇集中火力，飞机猛炸，步炮射击，俱甚激烈。”面对如此情形，佟麟阁毫不畏惧，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与几百名军训团的学生兵一起在大红门一带（今地铁10号线石榴庄站C口附近）壮烈殉国。

东四十条宅邸的“大红门”，竟然和佟麟阁最终殉国的地点暗合，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巧合。如今，北京有一所专门以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中学——北京市佟麟阁中学。这所学校位于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正是当年佟麟阁殉国之处。几年前，这一地区进行征地拆迁时，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与佟麟阁一同殉国的二十九军军训团学生战士的遗骨。2014年，为纪念佟麟阁在南苑战场殉国，同时也是为了缅怀这些无名英烈，相关部门决定在周边寻找一处坐标作为纪念，最终将丰台区南顶中学更名为北京市佟麟阁中学。不久前，笔者在这所学校里走访时，不仅欣赏到了“大刀操”，还发现了刻有“担当”二字的石碑，学校从佟麟阁的英勇事迹中总结、提炼出“担当”精神，影响着学生们的言行。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东四十条40号院被日军高级将领占据，屋内也被改成了日式榻榻米的风格。这期间佟夫人携家人四处避难，先是在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后来在火药局胡同、车碾店胡同等处租房居住，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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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椁暂厝柏林寺八年

佟麟阁殉国后，佟夫人携家人在北京辗转多地，但他们的居住地，始终没有离开北新桥附近，这是因为他们要守护一个秘密。原来，佟麟阁殉国后，面对日军及其耳目对其遗体的大肆搜寻，佟家将佟麟阁的遗体秘密暂厝在柏林寺，这一藏就是八年。

佟麟阁殉国次日，由北平红十字会出面，派出一辆卡车将其遗骸运回东四十条宅邸。佟府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佟夫人闻讯后更是当场昏厥过去，但最终她醒来坚持为丈夫操办后事。据佟麟阁内侄女彭凤朝回忆：“（姑妈佟夫人）左手扶着女儿凤鸣，右手扶着儿子荣芳，迎接红十字救护车送来的将军遗体，子女们清洗了父亲身上的伤口和血迹，与其说用水清洗，倒不如说用泪水更确切。姑妈抖动的双手捧着先生生前最喜欢穿的便服，慢步走进先生遗体，突然两腿松软跪卧在地又一次晕厥过去！”

全家人在佟府的西花厅为佟麟阁擦洗遗体，当时遗体全身浴血，“面目全非，没了左臂”，一家人怀着悲痛的心情为将军整理遗容。此时，日本人也在派人打听佟麟阁遗体的下落，为了不被日本人侵扰，家人商量把佟麟阁棺椁移放至北新桥北面的柏林寺。

柏林寺值得说一下。它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寺庙。始建于唐代，元至正年间予以重修，是元代大都城内一座规模十分宏大的庙宇。民间有“跑马关山门”的说法。明代改筑京城北城墙时，柏林寺被一分为二，留下了“南柏林”和“北柏林”之说，不过“北柏林”如今已经无迹可寻。明代正统年间柏林寺得以重建，当时的国子监祭酒还专门撰文记述这次重建。康熙年间再次重修，康熙皇帝还专门题写了“万古柏林”匾额。清雍正皇帝即位前，就居住在柏林寺西面的雍和宫（当时为雍亲王府），他与柏林寺的僧人时有往来，当时柏林寺的住持还预言雍正帝将来会“龙飞九五”，继承皇位。乾隆年间重修柏林寺时，乾隆皇帝题写了多处匾额，还亲自撰文树碑。如今柏林寺主体建筑均保存完好，目前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当年佟麟阁殉国时，因佟麟阁父母笃信佛教，与寺里的方丈交往甚好，而方丈也是久慕佟麟阁大名，便答应守护将军遗骸。因此佟麟阁的棺椁便很快被运送到一间灵房内，为了掩人耳目，在墓主牌上书着“胡府王思源之灵位”（因佟麟阁祖母姓胡，思源则取义饮水思源，即要家人永远记住这国破家亡的仇恨之源）。

后来为了更好地保存忠骨，曾追随了佟麟阁十年之久的王慎之先生征得佟府的同意，在柏林寺院内租借了一块地皮，将棺椁就地掩埋，未起坟冢，而是在上面修砌了一个花池子作为掩护，就这样，佟麟阁的棺椁一直停放在柏林寺。在此期间，佟麟阁夫人彭静智女士常以烧香为由，到寺内祭奠自己的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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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归香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尽艰辛的佟家人最终重新回到自己在东四十条的家。此后，柏林寺秘密掩埋佟麟阁棺椁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1946年清明节，国民政府在八宝山忠烈祠（今八宝山骨灰堂）举行了隆重的入祀大典，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的牌位奉祀在祠内。当年7月28日，是佟麟阁殉国9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为佟麟阁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当时的主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典礼由李宗仁主持，当时北平的各界军政要员都在此参与了公祭仪式。在之后举行的送葬仪式中，曾是冯玉祥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也是佟麟阁老战友的孙连仲将军，亲自为佟麟阁扶棺，将佟麟阁棺椁从柏林寺运送至佟麟阁的墓地：香山蓝涧沟。从柏林寺到香山，一路上设置了六处公祭点，老百姓为佟麟阁的英勇事迹所感染，不约而同地前往各个公祭点祭祀。

如今到香山公园游览，顺着通往东门的岔路口一路向南，沿着“杰王府路”走不远，便来到北正黄旗村。该村的18号院，也被称为“香麓园”，这里就是佟麟阁墓和纪念馆的所在。

这个地方与佟麟阁还有渊源。北正黄旗村在清代本是八旗中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健锐营所属的正黄旗官兵的营房。民国年间，佟麟阁响应熊希龄（1913年至1914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号召，为创办专门救济贫苦儿童的香山慈幼院筹集善款，佟麟阁在北正黄旗村购置了一处宅院。

上世纪30年代初，由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之后，曾担任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的佟麟阁深感报国无门，便选择在香山的这个小院隐居。在此期间，佟麟阁并没有消沉，而是每天坚持习字读书，寻求时机为国效力。1935年佟麟阁在宋哲元、张自忠等的邀请下再次出山，并最终于两年后牺牲于抗日战场，也算是圆了佟麟阁的报国之志。

1946年佟麟阁被安葬后，他曾经住过的小院，作为佟家家眷祭扫时的暂住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对佟麟阁墓园进行了几次维修，目前该墓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由程思远先生题字的佟麟阁将军纪念馆在佟麟阁旁落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十年后，即2015年8月，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里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100处抗战纪念地之一。